以下是改写后的文章：

从如今的历史叙事来看，中华文明常常显得难以与西方文明相提并论，尤其在两个方面尤为明显：

首先，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实行的是自然经济，所有生产活动几乎完全依赖自给自足的农业模式，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希腊的商品经济。古希腊不仅有着蓬勃发展的城市经济，还能够进行大规模的跨海贸易，航程远远超出了当时其他文明的范畴。

其次，当代中国的众多学科体系中，几乎所有的知识点都被命名为西方人的名字，而偶尔才有少数几位中国人的名字出现在其中。这种现象给人一种印象：西方几乎是所有科技创新的唯一创造者。正因如此，产生了许多极端的观点，如“中国对人类的贡献几乎为零”，甚至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历史与成就完全不值得一提。但问题在于，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中华文明怎可能一无是处？如果中国真的是一无是处，又为何能够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科技、文化、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实力长期稳居世界领先地位？面对这一矛盾，国学大师钱穆曾对学术界盲目崇拜西方的现象进行了深刻批评，他的观点至今仍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值得我们深思。

傅斯年，这位曾任北大校长、声誉卓著的历史学家，曾经发表过一句话：“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这里的“钱某人”便是国学大师钱穆。这其中的原因，部分源自傅斯年是胡适的得意门生，而胡适与钱穆之间的恩怨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之前。学者李敖曾表示，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他始终认为这对钱穆是不公平的，因为钱穆在古典学问上的成就，远超许多同时代学者，他理应早些获得这项荣誉。

那么，为何两位杰出的学者最终反目成仇？虽然很多文章从误会的角度解释了他们的矛盾，但我认为，两人的分歧更多是方向上的争执。胡适偏向西化，而钱穆则坚守传统，二者的矛盾几乎不可避免。

胡适作为一位追求西方化的人，虽然是否主张“全盘西化”还有争议，但他显然倾向于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的历史。在这方面，他曾提出“东周以上无信史”的观点，认为西周历史不可信，甚至连夏商的历史也值得怀疑，这与许多西方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

与胡适不同，钱穆并未接受过西式高等教育，但他有着深厚的国学底蕴，是公认的国学大师，并且一生致力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他的《国史大纲》更是在抗战时期动荡的年代写成，钱穆希望通过这部书复兴中华文化，坚信只要中国的历史文化不灭，中国就不会灭亡。

由于两人在历史观念上的巨大差异，最终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冲突。傅斯年也是一个较为西化的人，例如他从不信任中医等，这使得他与钱穆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紧张。当然，这里并没有谁对谁错，只能说是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各自都在探索适合的道路。

在民国时期，中国正处于极度贫弱的状态，很多文人因此崇拜西方，认为中国“无可取之处”。胡适曾提到中国在道德、文学、音乐、身体等方面“百事不如人”，甚至有文人提议废除汉字，使用拉丁字母。

作为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造诣的钱穆，对这种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些言辞至今仍然振聋发聩，值得我们反思。简而言之，钱穆认为当时许多人用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化，这不仅让自己感到中国“一无是处”，还把中国变成了西方的“文化殖民地”。拿开头提到的两个例子来说：

首先，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真的是“自然经济”吗？史书记载了管仲、陶朱公、吕不韦等人参与跨国贸易，许倬云也指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商品经济是非常发达的。从规模、总人口、以及都市的发展程度来看，中国当时的城市化程度远超过其他古代文明。如何能将当时中国的经济形态定义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将古希腊的经济称为“商品经济”呢？

其次，中国古代真的没有做出任何科学贡献吗？拿数学来说，古代中国的数学十分发达，甚至在明朝时期，已经进入了接近微积分的阶段，达到了微积分之前的巅峰。然而在西方的历史叙述中，古代中国的数学几乎没有得到承认，教科书上也几乎没有提到中国数学家的名字。反过来看，若以中国的标准衡量西方历史，那么西方数学在微积分之前几乎可以说一无是处。

总的来说，若以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化，自然会觉得中国的文化一无是处，但如果我们采用中国的标准，比如用“仁义”的理念来衡量西方，那么西方文化也许就会显得非常苍白，甚至会被认为依然处在野蛮的状态。

最后，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首先，虽然钱穆的这些话已经有了百年历史，但如今仍有很多专家学者习惯于以“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来评价中华文明，甚至一些观点已被纳入教材，这不仅贬低了中华文明，还让中国在文化上变得像是西方的“附庸”。

其次，若从传统的角度看，元清时期中国的未亡，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文明传承未曾断绝。但若今天我们忘记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以西方标准为标杆，那么我们将面临“灭史亡国”的命运。这不仅仅是国家灭亡的问题，甚至可能是民族的彻底灭绝。

最后，正如历史所示，一个民族即便身体再强大，如果忽视了文化的根基，最终会被其他文化轻松击垮。这一教训在苏联的解体中已得到了深刻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