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国学大师钱穆在被提名为台湾“中研院”院士时，曾感慨道：“1948年第一次选举院士，当选者多达八十多人，难道我不该是其中之一吗？”这一言辞中不乏自嘲，也透露出他对自己未能早日入选的失望。

到了1968年，年逾七旬的钱穆终于成为院士，但回顾其艰辛历程，我们不得不感叹，这一路走得并不容易。即便是一直对钱穆持有异议的李敖也曾说过：“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始终让我觉得不公。”李敖认为，钱穆在古典学术上的成就，远远超过一些当时已被选为院士的人，甚至比姚从吾等学人更应早早入选。

至于为什么钱穆迟迟未能成为院士，李敖提到的“在胡适有生之年”暗示了两人之间的矛盾。最初，钱穆对胡适充满敬仰，但随着学术思想的分歧，特别是在国学与西化的对立上，两人从朋友变成了敌人。胡适提倡“东周以上无信史”的观点，而钱穆坚持中国古代历史的连续性，两者的立场截然不同。胡适的学生们，像傅斯年，也公开表示“不读钱穆的书”，这让钱穆在成为院士的道路上遭遇了重重阻碍。

虽然在中国古史的学术水平上，难以简单比较两人谁高谁低，但随着考古学的不断进展，钱穆的学术预测逐渐被现实所验证，尤其是他对夏朝起源的论述。今天的考古发现与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关于夏朝的推测，竟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关于夏朝的起源，古籍中早有记载。比如，“禹都阳城”一词，在古代人们心中已经有了明确的位置，但随着时间推移，地名变迁、历史遗忘，今天我们很难精确定位。当时的“阳城”只是指一个大致的方位，如今类似的地名仍然很多。幸运的是，中国古籍记载丰富，汉字中也蕴含着历史信息，且“以地名为氏”的文化传统，为我们追寻真相提供了有力的线索。许多历史谜团，其实早已在史书中有所记录，只需有人将这些“乱码”解读出来。

在《国史大纲》中，钱穆通过对古代文献的考证，对尧、舜、禹的起源提出了见解。他认为，尧的封号为陶唐氏，陶唐氏的都城平阳位于今天山西南部。而舜则是有虞氏，虞氏的都城蒲坂距离陶唐氏的故地并不远，古代的虞氏掌管山泽渔猎，因此有虞氏的部落显然与这些地理位置相关。而尧、舜、禹三者的频繁交往，也揭示了他们的部落间相近。钱穆进一步指出，禹的父亲鲧被称为“崇伯”，而“崇”与“嵩”是同义，因此推测夏朝的发源地应在嵩山一带。尽管也有“禹都阳翟”的说法，钱穆认为其实际位置应在今天的禹州，与登封相距约60公里，也同样属于夏朝的核心区域。

这些推论看似遥远，但随着考古的进展，现代的发现与钱穆的观点竟有着惊人的契合。例如，在河南登封的王城岗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年代与大禹时期相符的大城遗址，初步的碳十四测年表明，它大约可以追溯到4100年前，恰好与鲧和大禹的活动时期相吻合。

此外，禹州的瓦店遗址也为钱穆的推测提供了支持。这个遗址是一个庞大的龙山文化遗址，年代大约为4000年前，学者们认为它可能是禹的都城。与禹州相距约70公里的郑州新密地区，考古发现了新砦遗址，该遗址的年代也与夏朝前期相符，更有学者注意到遗址中出现了东夷文化的痕迹，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后羿与夏朝的关系。

而在更北的伊洛平原，史书记载的夏都斟鄩所在地也与考古学的发现相吻合。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地区，它被认为是夏都斟鄩的所在地，而进一步考察发现，斟鄩的历史还延伸到了晋南地区的绛县和襄汾县，这些遗址无一不展示了强大的王朝气象。

这些考古发现的巧合，验证了钱穆基于古文献所作的历史推断，它们证明了夏朝的存在，尽管我们不能百分之百确认当时的王朝是否就叫“夏”，但这些证据无疑让夏朝的历史变得更加可信。

最后，我们不能不提两点：首先，钱穆的学术造诣不容置疑，且通过这些考古发现，我们可以更加确信中国古史的可信性。虽然历史研究中还存在许多未知，但在尧、舜、禹等早期历史阶段，考古学的发现与文献记载越来越一致，这无疑增强了我们对中国古史的信任。其次，百年之前，许多疑古派学者对中国古史提出质疑，但如今随着考古成果的不断发布，钱穆当时的反驳显得更具说服力。今天，我们已经走出了“疑古时代”，进入了“释古时代”，这也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大进步。

参考资料：《国史大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