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写后的文章：

1970年5月，上级找周纯麟进行谈话，计划将他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上海警备司令员。这一突如其来的晋升令周纯麟感到非常不安，而非欣喜，他甚至提出：“我干不了！”这种态度令所有人感到意外，因为这是他入伍几十年来首次表现出如此的拒绝。

周纯麟的反应让人十分不解，因此他遭到了司令员的教育：“这是上级的命令，你不去，谁去？即使是晋升，为什么你不愿意接下这个任务？”这番话传递着上级的困惑和不满，也让周纯麟开始反思自己的态度。

作为红四方面军的老兵，周纯麟曾在革命队伍中做过政治工作，也担任过军事指挥职务。抗战期间，他从八路军副团长调任新四军，担任过营长、副团长、团长兼政委等职务。在解放战争中，他在许世友领导的9纵担任团长兼政委，后来又调往2纵担任副师长和师长。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调往华东军区特种兵纵队担任副司令员，负责筹建华东军区的炮兵、工程兵和装甲兵等部队。当时，特种兵纵队准备分三组组建不同兵种，周纯麟负责参与炮兵部队的组建工作。

炮兵部队组建后，他又被调往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在这里度过了一年的时间。虽然他在学院的学习主要集中在战略战术、兵团指挥和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但对炮兵技术和炮兵指挥的知识学习相对较少，这让他在技术学习上感到吃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决定虚心向周菊芳请教，并在空闲时间补习文化课程和炮兵技术，涵盖代数、三角、几何、物理、化学、地理等内容。由于基础差，他一遍遍地学习，直到完全掌握。这段时间的努力让他逐渐在炮兵指挥上积累了经验，也建立起自己的发言权，成为炮兵领域的专家。

经过二十多年的磨砺，周纯麟已经非常熟悉炮兵工作的各个方面。1970年，尽管他已在炮兵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但当上级决定将他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上海警备司令时，他依然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他的顾虑主要有两点：第一，他在炮兵工作中已游刃有余，领导班子建设和业务能力都非常顺畅，而上海的新岗位则意味着要重新建立关系，了解新环境；第二，上海警备司令部涉及到军地事务，需要与地方打交道，而他过去主要在部队工作，几乎没有接触过地方工作，尤其是当时上海革委会与军区之间的矛盾，使得这一任务看起来非常复杂和棘手。

军区首长第一次找他谈话时，他仍未表示是否接受调任。在第二次谈话中，周纯麟明确表示：“我干不了！”这也是他自从参军以来首次表现出如此的反应。

许司令员对他的态度进行了严肃的教育：“这是上级下达的命令，你不去，谁去？你自己提个合适的人选，我们看看是否合适！”当时，从各方面考虑，周纯麟似乎是唯一的合适人选。作为曾经的政治工作者和军事指挥官，他不仅能独立处理军事与政治事务，还具备广泛的领导经验。在他主持的炮兵机关，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都非常强。正如他所说，在炮兵工作了二十多年，炮兵党委的内部关系以及与下属师团的关系都非常融洽。

当时的特殊环境要求消除派系矛盾，团结一致，因此上级希望周纯麟能到上海处理复杂的政治与军事事务。虽然地方工作复杂且充满挑战，但作为一名军人，周纯麟深知越是困难的任务，越需要迎难而上。在司令员和副政委的劝说下，他最终同意赴上海工作。

到上海后，周纯麟与张、王、马、徐等人之间也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和意见。1973年，周纯麟甚至一度向总政部主任提出调离请求。虽然未能如愿以偿调走，但在上海的工作环境和压力让他感到身心俱疲，甚至因长期的斗争和压力引发了心脏病，导致他住进了医院。

他在上海工作了8年，这段时间经历了许多波折。直到1978年，由于健康原因，周纯麟被调离上海，成为南京军区的专职副司令员。1982年，随着领导干部终身制的打破以及他健康状况的持续恶化，周纯麟最终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