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5月10日，浙南小横坑的密林中，红十三军红一师正在召开一场特殊的会议。会议的主题关系到红一师的未来——是否下山与敌人“投降”。

会议上，众人争论激烈，言辞尖锐。有人坚决反对：“我不同意下山投降，这是向敌人屈服！”另一位战士回应道：“对，死也不能当叛徒！”一位声音冷静的干部则表示：“我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假降可以。”但有的人仍心存疑虑：“那样也太危险，会不会中计？”红军和蒋军一直处于水火不容的对立，何况投降本身就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要理解这种局面，我们必须追溯到“立三路线”。在1930年，李立三提出了根据苏联经验，在城市发动暴动，迅速夺取全国的方案。尽管这一策略的目标和动机是好的，但在中国国情的特殊背景下却并不奏效。红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遭受了重创，革命逐步进入低谷。

在浙江永嘉地区活动的红十三军，也遭遇了惨痛的损失。原本3000多人的红一师，剩下了不到一千人，而政委王国桢也被捕并牺牲。与此同时，敌人加大了对红军的“围剿”力度。蒋军在1932年初成立了“温台剿匪指挥部”，并集结了约2000多人的力量，进行围剿。

敌军迅速将雷高升指挥的红一师和金永洪领导的仙居游击队余部逼入了方圆仅有100多公里的小横坑地区，那里资源匮乏，人烟稀少。红军陷入极度困境，缺乏武器和弹药，战士们只能靠野菜和野果维持生计。然而，红军并未屈服，凭借复杂的地形，他们与敌人周旋，并成功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

面对困境，敌军“剿匪指挥部”调整了策略，决定对红军实施“剿抚兼施”，即诱降。于是，敌人派出了多次劝降行动，雷高升坚决拒绝，但敌人依然不肯放弃，先后派遣了多个高级官员上山劝说。即便条件诱人，雷高升仍然坚持：“让我投降，做梦去吧！”

然而，敌人察觉到雷高升可能认为劝降者级别不高，于是派出了更高级别的特务连连长姚炳文亲自前来劝说，甚至开出“官职好商量”的条件。雷高升依旧冷笑拒绝。之后，敌方第三营营长朱启佑再次上山，此时，雷高升心中产生了新的想法——为何不借机反击，将敌人引诱过来，一举歼灭？

经过商议，雷高升与敌人达成了一个假投降的协议，准备在后天的某一地点进行所谓的投降。然而，朱炳熙深知其中的玄机，派出了三连兵力，想通过兵力压制来“收编”雷高升。这一计划最终导致了红军与敌人的一场恶战，双方互有损失。

雷高升率领部队返回山上，继续坚持游击战。得益于复杂的地形和密集的森林，红军在与敌人的追击中屡屡得手，让敌人进退维谷。然而，困难依旧不断。寒冷的冬天，缺乏衣物和食物，战士们困顿异常。雷高升为了让部队生存下去，曾让战士们下山，试图用绑架恶霸地主郑九旺的办法换取资金，但事与愿违。郑九旺的外甥将银子输光，导致资金无法补充。红军的困境愈加深重。

在这种情况下，雷高升不得不动员一些体弱的战士下山返回家中。尽管他们极不愿意，甚至表示宁死不愿离开集体，雷高升耐心劝解，承诺会去接他们，战士们才带着泪水离开。

在1932年春，敌军加大了围剿力度，并用上了大炮。红军的处境危急。此时，敌方的朱炳熙和张感尘再次采取了“劝降”的策略，他们通过亲朋故旧、老师乡绅等一系列人脉来劝说雷高升。雷高升开始动摇，但他的动摇并非要叛变投敌，而是打算进行假降，先渡过难关，待时而动，东山再起。

4月中旬，雷高升终于开始和敌人谈判，他提出了一些苛刻的条件，包括红军部队不分散、不混编，继续驻扎在原地，军饷按例拨发等。令人意外的是，敌方不仅接受了这些苛刻条件，还提出面谈实施细节。雷高升带着几名助手前往温州，与敌方直接谈判。经过艰苦的讨论，双方最终达成了协议，敌人承诺不改编雷高升所部，并拨发军饷、武器和物资，甚至为雷高升和部下提供了职务。

然而，雷高升并未将这一消息告知部队，而是选择了秘密行动。5月10日，他召集部队开会，宣布了与敌人达成的协议。会议中意见分歧，有人支持，认为这是渡过难关的好机会，也有人怀疑敌人设下陷阱，怕会被背叛。金永洪则认为情况太过可疑，蒋军答应得太容易，条件太诱人，一定藏有阴谋。他的话一出，大家愈加警觉，但雷高升仍决定带领部分部队前往岩头实施投降。

然而，敌人早已设下了圈套。朱炳熙和张感尘早已准备好了一切，计划将雷高升一网打尽。5月23日，雷高升带队来到岩头，却被敌人引入设伏的祠堂。就在大家准备照相留念时，敌人突然发动袭击，数十名红军战士瞬间倒下。雷高升等人被俘，其他战士则惨遭屠杀。

5月28日，雷高升等人在温州资福山刑场英勇就义。临刑前，雷高升毫不畏惧，他大声高呼口号，壮烈牺牲。

岩头事件的教训深刻而沉痛。红军的血腥代价提醒大家：对敌人的警惕必须保持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