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贾谊,西汉的著名政论家,毛主席对他高度评价,甚至为他专门写了两首诗。他在诗中称赞贾谊具有“胸罗文章兵百万”和“贾生才调世无伦”的超凡才华,充分肯定了他在文采和政治上的卓越贡献。除了毛主席,许多历史人物也曾对贾谊表示极高的敬意。比如,刘歆曾赞誉他为“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李东阳(明朝首辅)则认为“文帝时,可当大臣者,惟贾太傅一人”;而鲁迅也评价他有着卓越的文采,虽然沉实稍逊,且特别提到他的《治安策》对西汉的贡献深远。值得一提的是,鲁迅的话并非我杜撰,而是历史的真实记载。
谈到《过秦论》的影响已不必多说,我们更应聚焦于《治安策》这篇作品。鲁迅曾认为它是西汉最具影响力的政论,而毛主席更是简单而有力地称之为西汉最好的政论。这样一篇文章能够对国家产生深远影响,并被评为最好,这足以证明《治安策》的非凡价值。它不仅是西汉的“基本国策”,更是后代政治理论的学习楷模。尤其是在处理匈奴问题上的独到见解,至今仍被认为领先世界,甚至比美国的策略早了上千年。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这位被毛主席赞誉的贾谊,看看他的杰出才华究竟有多强大。
《治安策》的诞生
贾谊的成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背景,他的启蒙老师是张苍(汉初丞相),张苍的老师则是荀况(百家争鸣时代的杰出人物)。这样一来,贾谊从小便能接触到优秀的教育资源,特别是在政治领域,独到的见解与深厚的教育积淀,使得他在年轻时便成名。
据说,贾谊辅佐河南郡守吴公治理河南郡,结果把河南郡建设成为了当时全国最为繁荣的地区之一。汉文帝初登基时,便听闻河南郡治绩斐然,堪称天下第一。可见,18岁的贾谊辅佐地方政府取得的成就不可小觑。这种成绩在古代也堪称罕见,即便河南省在古代经济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河北、陕西等地的制约,能够脱颖而出依旧十分艰难。
由于这一突出表现,贾谊被召入朝廷,迅速成为博士,并不到一年便晋升为太中大夫(地位相当于千石官员)。在这段期间,他多次为汉文帝出谋划策,并在文帝二年根据当时大汉的国情,写下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政论《论积贮疏》。
尽管贾谊的建议具有深远的战略眼光,但由于汉文帝需要依赖功臣势力的支持,周勃、灌婴等人的反对使得他逐渐被边缘化,最终被外派到长沙担任王太傅。在外放期间,贾谊对汉朝的社会各阶层有了新的认识,这些观察和思考为他写作《治安策》提供了重要素材。最终,在27岁时,贾谊写下了震撼历史的《治安策》。
中央朝廷与地方诸侯王的矛盾
与那些只关心表面繁荣的官员不同,贾谊敢于直言不讳地揭示出汉朝可能面临的潜在危机,这一危机就是地方诸侯王的权力膨胀。贾谊指出,诸侯王的势力日益强大,不仅威胁到中央朝廷的统治,甚至可能在未来成为汉朝的最大隐患。他的核心论点是:
1. 亲疏远近并非造反的根本原因,刘姓的王族也未必比普通百姓更可靠。任何有能力的刘姓诸侯,只需借口“清君侧”便可轻易夺取王位;
2. 刘邦当年在白马盟誓中仅规定“刘姓”可以为王,却没有明确指出哪个刘姓可以成为帝王,这让各地刘姓王朝的独立性日益增强;
3. 最直接威胁中央政权的,绝非农民起义,而是地方上的刘姓诸侯王。这些诸侯王凭借实力和名分,成为不容忽视的威胁。
事实上,贾谊的判断是准确的,汉朝最终的“七国之乱”正是由地方诸侯的叛乱引发的。贾谊认为,随着诸侯王的势力膨胀,中央朝廷的权威必然受到侵蚀,最终导致大汉朝的衰败。贾谊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要“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将诸侯分割成更小的单位,使其无法形成统一的力量进行反抗。通过这种策略,可以有效削弱地方的独立性,确保中央的高度集权。
匈奴势力与汉王朝的矛盾
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外部最大威胁莫过于匈奴。汉高祖刘邦在建立汉朝后,便试图解决匈奴问题,但却以失败告终,甚至在白登山之战中被围困,结果不得不通过和亲来缓解与匈奴的关系。贾谊认为,匈奴并非无法解决的问题,提出了与传统做法截然不同的策略。
贾谊的策略并非依靠单纯的军事手段,而是通过“和平演变”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提议通过外交和文化手段,用“糖衣炮弹”吸引匈奴贵族。通过向匈奴赠送高级的服饰、美食和其他奢华物品,逐步腐蚀匈奴上层的意志。同时,贾谊建议通过“德治”和“王化”逐步向匈奴传播汉朝的先进理念,让匈奴人民对比汉朝和自己国内的差异,最终实现汉朝与匈奴的和平共处。
这种思路不仅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在现代的国际战略中也有其类似的案例。美国对待苏联的方式,尤其是通过文化渗透和经济封锁来瓦解苏联的影响,便与贾谊当年的策略有着惊人的相似。
大汉各阶级之间的矛盾
除了处理外部威胁,贾谊还提出要解决内部的矛盾。他主张汉朝应当采纳儒法并行的治国方略,并从根本上确立严格的法制和礼制。他认为,只有通过完善制度、修订服饰制度、推行礼乐,才能有效约束各阶层,防止社会秩序的混乱。然而,由于汉文帝时期功臣势力过于强大,无法全面推行这些改革,直到汉武帝时期,这些思想才开始逐步实施。
贾谊的《治安策》在历史上地位非凡,尽管汉朝历代帝王未能完全采纳其中的全部建议,尤其是在处理匈奴问题时未能完全落实他的战略,但毛主席却在现代敏锐地看到了《治安策》的智慧,并加以借鉴与防备。由此可见,历史的智慧不仅可以解决当时的问题,还能为后代提供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