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3月14日，正值甲午战争失利后的第二年，李鸿章受命携慈禧太后的“懿旨”——即“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赴日本马关进行谈判。此次使命的核心是与日本就战后事宜进行磋商。作为清朝的“联日派”领袖，李鸿章在外交方面始终秉持着“外须和戎”的方针，主张通过妥协与让步来应对列强，因此这次赴日，他仍打算凭借自己的外交理念与日本展开谈判。

然而，李鸿章显然低估了日本的野心。日本在谈判中提出了许多苛刻条件，要求清朝割让大沽口、天津、山海关等重要战略要地，并赔偿所谓的“战争损失”三亿两白银。李鸿章深知一旦答应这些要求，不仅会遭到国内舆论的激烈反弹，甚至可能遭到全国民众的唾骂，因此他始终无法做出回应。然而，日本的“激进派”为了迫使李鸿章屈服，甚至派人暗杀他。虽然暗杀未能成功，李鸿章却在事件中受伤，差点丧命。

枪击事件发生后，日本为了挽回国际形象，适当降低了赔款要求。深感恐惧的李鸿章，再也无法坚持自己的立场，最终在日本人准备好的《马关条约》上签字。签约后的李鸿章曾感叹：“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是无法喂饱的，和中国必有一战，要想中国没有后患，必须先灭其国！”这一番话不仅揭示了他对日本野心的深刻认知，也暴露了他内心的深深悔恨。虽然他的话语中透着决绝，但也太过迟到了。作为中国近代化的代表人物之一，李鸿章的悔悟已经无济于事。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的扩张道路，清朝的日益衰败成为了日本的主要目标。早在1870年左右，日本便已悄然开始侵略台湾和琉球。1870年10月，日本派遣使者要求清朝与其共享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利益，而清朝对此予以拒绝。于是，日本使者转向李鸿章寻求支持，在经过一番利诱后，李鸿章向朝廷上书，提出将日本视为对抗西方列强的外援。

在李鸿章的支持下，清朝与日本签署了《中日修好通商条约》，并在条约中明确提出：“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李鸿章此举无疑反映了他对外采取妥协立场的基本外交理念——总是选择与强者结盟，期望以此换取中国的相对安全。

但李鸿章的妥协策略，尤其是在面对日本日益膨胀的野心时，显得愈加失当。1874年，日本开始侵略台湾，而李鸿章仍未认识到日本的真正意图。面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他选择了继续妥协，并向清朝上报称，若中日开战，列强可能会趁机加大对中国的侵略力度。因此，他主张通过与日本和解，确保中日之间的和平共处。然而，李鸿章的这种思维方式显然忽视了日本的扩张计划。随后，在日本占领台湾的过程中，李鸿章不仅没有采取反制措施，反而建议开门赔款。

随后的中法战争中，李鸿章依旧坚持他一贯的妥协立场，甚至在冯子材大捷之后，他提议“乘胜即收”，这种畏敌如虎的态度最终将中国的胜利成果拱手送给了法国。与此类似，李鸿章还在1885年与法国签署了《中法新约》，使法国在中国南部获得了投资和修建铁路的特权，进一步加强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李鸿章对日本的战略看法，源于他认为日本在地理上与中国相邻且较为强大，因此，他认为与日本保持良好关系，有助于防止日本与西方列强联手，进一步加剧对中国的侵略。然而，他忽视了日本本身对华侵略的野心。1874年和1879年，日本先后侵略台湾和吞并琉球，进一步暴露了其扩张的战略意图，但李鸿章依旧选择姑息，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对于日本吞并琉球的行为，他只是提出了外交抗议，而没有实际行动。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李鸿章对日本的态度逐渐变得更加警觉，他开始认识到日本的威胁。但即便如此，他仍坚持依赖外交手段，希望通过与俄国结盟来平衡日本的扩张。1896年，李鸿章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试图通过与俄国的合作，来抗衡日渐强大的日本。然而，这一外交手段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为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扩张提供了便利。

李鸿章一生的外交策略以妥协为主，尤其是在面对列强时，他总是采取让步的态度。在甲午战争后，李鸿章也曾深感后悔，认为自己依赖外力的做法是错误的。然而，这一切已为时过晚，战败和屈辱的签约，使得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李鸿章曾在一封奏折中对朝廷提出，自己已逐渐认识到日本的威胁，但他始终没有采取足够强硬的立场。即便在面对日本日益扩张的现实时，李鸿章依旧幻想通过外交手段来保持中国的安全。然而，历史最终证明，他的策略并未能有效遏制日本的侵略步伐。

甲午战争的失败让李鸿章意识到，日本的野心已远远超出了他曾经设想的范围。而在签订《马关条约》后，日本不仅取得了大量中国领土，还迫使清政府支付巨额赔款，成为战争的最大获利者。李鸿章此时终于彻底明白，日本的扩张不可能因妥协而止步。

不久后，李鸿章把希望寄托于沙俄，期望借助俄国的力量迫使日本归还已占领的领土。然而，俄国的干涉并非出于正义，而是为了扩大其在远东的影响力。通过与沙俄签署《中俄密约》，李鸿章不仅未能阻止日本的扩张，反而为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占领铺平了道路。

李鸿章的外交策略最终证明是失败的。在甲午战争后的几十年里，李鸿章无数次选择了妥协，而中国的利益却一再遭受侵害。他的“以夷制夷”政策最终以清朝的灭亡和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为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