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长，不好了！这些人要叛变，投靠蒋军了！”

通信员小高气喘吁吁地跑来向王团长报告。

王敬之是新四军四师9旅的原营长，抗战胜利后，他被调到东北，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1师2团团长，负责剿匪任务。上级将伪满地方部队和治安队编成四个营，交给王敬之领导，他便带着仅有的16名战士，开始带领这个团。

然而，这个团并不容易管理。团里的成员大多是经过日本人培训的兵员。例如三营，队伍看起来像极了日军：大家穿着日军将军服，戴着将军帽，脚踏昭和军靴，手中握着日本三八大盖枪，甚至口令也带着浓重的日本口音：“几格格”——这无疑给人一种怪异、别扭的感觉。

此外，还有一个朝鲜营，彼此之间充满了敌意和隔阂，因为日本人曾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挑拨离间。其他两个营则由一些曾当过土匪的人组成，这些人曾是牡丹江南边老岭春地区的匪徒，而他们的头目——马希山——是个顽固的匪首，拒绝接受改编。虽然我方曾答应让他做第四团的团长，并且他当时也同意了，但几天后他却背弃了承诺。

蒋军司令郑云峰找到了马希山，提出：“他们给你个团长，我让你做司令，‘蒋军滨绥先遣军’司令！” 这使得马希山最终带着亲信投靠了蒋军。

文章开头提到的那支即将叛变的部队，正是驻扎在哈马村的一个连，约有二百人，曾经答应过接受我军的改编。为了说服这支部队接受改编，王敬之付出了很多努力。他先是单独找头目谈心，又逐个去和士兵们交谈，经过近20天的努力，终于说服了他们。然而，就在关键时刻，马希山带着委任状找到了匪首，并任命他为旅长，从而导致这支部队的叛变。

当王敬之得知这一消息时，他正坐在饭桌前，他迅速放下碗筷，告诉匪首自己要上厕所，然后悄悄地通过警卫员示意，翻墙离开。

他赶到团部后，得知马希山打算攻打东京城。这时，正值寒冷的腊月，马希山的口号是：“到东京城过年，到牡丹江过元宵节！”气焰嚣张，显得不可一世。

王敬之立刻从朝鲜族营里调出了两个连，由老红军周挺带队守在马莲河村，并派遣另一个加强排守在金坑村。由于朝鲜族战士们的战斗力很强，而且与土匪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显得较为可靠。但没想到，在初次交锋中，金坑村的一个排几乎全军覆没，完全被土匪吞噬。马希山的队伍庞大，拥有四个团、1000余人，以及工兵机车队和迫击炮连，装备得到了蒋军的支持。土匪采用了偷袭战术，而且人数众多，战斗的结局几乎没有悬念。

当这一消息传到团部时，王敬之迅速带领警卫连与另外一个连去阻击敌人。在决策时，王敬之非常为难，他原本想将三营放在关键位置，但由于营内不少人曾是马希山的部下，王敬之担心他们会在关键时刻叛变，于是决定让延安来的副营长负责指挥。王敬之自己则带领警卫部队前往马莲河车站附近，寻找有利位置埋伏敌人。

1946年1月中旬，东北进入寒冷的时节，滴水成冰，呼出的气息瞬间凝结成霜。然而，严寒并没有让我军退缩，土匪也依然无所畏惧。1月21日凌晨，马希山的两个团突然出现，让人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竟然开着火车头前来。火车后面是长达200米的多节平板车，土匪用枕木和沙袋搭起工事，架起机枪，形成了流动堡垒。由于火车本身就处于较高的地面上，土匪从车上俯视我方阵地，不停向我军开火，导致我军士兵无法抬头反击。

面对这样的局面，王敬之怒火中烧，指示班长小彭使用反坦克炮——这是一种苏军赠送的武器，长约3米，口径122毫米，炮弹如手榴弹般粗大。小彭经过一周的训练，已经熟练掌握了操作。当时，太阳已经升起，视野开阔，小彭趴在雪地上，瞄准火车头，气愤地咒骂道：“狗娘养的，让你们狂！”说完，他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炮弹准确命中，火车头的水箱被击中，巨大的水柱喷射而起，火车的速度逐渐减缓，像泄气的皮球一样停了下来。司机见势不妙，赶紧开车逃跑，但马希山并没有放弃，土匪依然在背后策划新的阴谋。

随着敌人的反扑，王敬之调兵遣将应对局势。然而，坏消息接踵而至。夜幕降临时，驻守在光明村的三营再度遭到土匪偷袭，几个连的战士纷纷叛变。营部很快被包围，副营长、教导员和警卫员相继牺牲。张教导员在被敌人绑架后，被土匪处决，但其中一名土匪暗中释放了他，给他留下了生还的机会。

听到这一消息，王敬之心情沉重，立即下令回团部。但不幸的消息还在继续。一个副团长叛变投敌，政委邹世怀重伤牺牲，王敬之这时才意识到情况的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