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上海城内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特务们四处搜捕地下党成员。军统上海站的军法处处长沈维汉收到了一项至关重要的情报：军统少将李时雨竟然是我党安插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这让沈维汉如获至宝，他立即将情报传递给了重庆方面，希望得到上级戴笠的处理。然而，戴笠收到电报后，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关心，反而一脸不屑，淡淡地说道：“不可能！沈维汉肯定是搞错了，李时雨绝不是共产党！”于是，他回信表示李时雨曾因打入敌人内部立下赫赫战功，工作表现极佳，应该再仔细核查，绝不可贸然逮捕。戴笠对此事并未放在心上，将其视为笑话。

然而，四年后的1949年4月，李时雨从香港返回北京，他的身份转变让所有人震惊——曾为军统少将的他，竟然变身为解放军的一员。李时雨，那个曾让戴笠信任有加的军统少将，原来真的是我党的高级特工！如果戴笠还活着，得知真相后，恐怕会气得当场吐血。戴笠一直以狡猾和机敏著称，对地下党员的身份一向敏感，那么李时雨是如何得以获得他的信任？他又是如何成功渗透敌人内部的呢？

李时雨，本名李亭芳，生于1906年黑龙江省巴彦，父亲为当地富有的地主，家庭条件优渥。八岁时，父亲便把他送入私塾读书，几年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兴隆镇南校。尽管家庭背景富裕，李时雨却从未忘记自己肩上的责任，深感社会不公，对劳动人民充满同情，心中早已埋下了革命的种子。经过刻苦的学习，他最终考入北京的国立政法大学。在大学期间，李时雨接触到大量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并对其思想产生了强烈共鸣，这一切也引起了党内人士的注意。法学院的地下党员张敬载、林枫等人对他进行了帮助，很快，李时雨便成为了一名地下党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党组织决定让李时雨前往东北军做内应，从此他踏上了特工的道路。李时雨的老乡张学孟在张学良公馆担任警卫处主任，借着这一关系，李时雨顺利进入了东北军，并通过自己的学识获得了西安西北剿总第四处的中尉职务。他的任务是渗透西北军，宣传我党的抗日思想，促进军队团结一致抗击外敌。得益于张学孟的推荐，李时雨频繁进出张学良的公馆，他的宣传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果，公馆内合作抗日的声音愈加响亮。

1936年，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李时雨与党内同志共同商讨发展局势，决定继续潜伏、静观其变。然而，张学良回南京后被蒋介石扣押，东北军陷入四分五裂。李时雨也因此被裁员，但党组织随即将他调派到天津执行更加艰难的任务。

在天津，李时雨的表面身份是日伪政权法院的书记官，而实际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党组织在天津运送了一批电台设备，李时雨冒着巨大的风险将这些设备交给妻子孙静云保管，任务完成得异常顺利。期间，他还参与了营救我党党员冯骥的行动，在冯骥被捕后，他利用职务之便将冯的案件资料销毁，最终帮助冯骥脱困。

1939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他邀请全国各地的代表参加庆祝活动。党组织决定派李时雨代表天津赴南京参加庆典，并为他伪造了身份。在庆典上，李时雨表现积极，公开支持汪精卫，赢得了他的青睐。回到天津后，李时雨迅速将会场的情况以及伪政权人员的构成情况传递给了党组织，获得了极大的肯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时雨的地位在汪伪政权中逐渐上升，甚至被汪精卫任命为天津市常务委员。李时雨利用这一机会，继续为党提供情报，并成功打入了汪伪政权的高层。陈公博是李时雨的关键联系人，李时雨通过与他建立深厚关系，获得了伪政权内部的重要信息，使得党组织能够及时做出应对。

1941年，李时雨的妻子孙静云被日本宪兵队怀疑，遭到拘捕，李时雨急忙借助陈公博的关系为妻子求情，最终成功解救了她。为了避免进一步的麻烦，李时雨随陈公博一起前往日本进行访问，期间，李时雨通过对日本的观察，向党组织提供了关于敌方局势的宝贵情报。

李时雨在汪伪政权中逐渐获得更高的职务，并成功为党提供了大量的军事和政治情报。在汪精卫去世后，李时雨的身份和作用变得更加重要。他继续为党提供情报，特别是在日本投降和上海的局势变化中，李时雨为党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帮助。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沈维汉开始怀疑李时雨与共产党有关，并通过一些蛛丝马迹开始调查他。尽管戴笠对李时雨深信不疑，但随着戴笠的死，沈维汉接管了调查工作，并最终将李时雨抓捕。

在监狱中，李时雨始终坚守自己的立场，坚称自己无罪。最终，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他被判处七年半的刑期。1949年，李时雨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成功逃脱，前往香港，并最终返回北京。刘少奇同志亲自接见了李时雨，并对他的贡献表示高度赞扬。

李时雨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为党工作，并致力于为家乡教育事业做贡献。他在巴彦县设立了“李时雨奖学金”，鼓励更多的年轻人投身革命与建设事业。1999年，李时雨在家中安详去世，享年91岁。李时雨的一生可谓传奇，他的智慧和勇气成就了革命事业，也为后人树立了不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