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回上海之前再来一次，我写封信交给秘书，你找他拿，这是帮助解决干部职工夫妻分居两地的问题，算不上以权谋私。”

这是董老对警卫员小柳所说的话。

小柳，本名柳志清，曾跟随董必武多年。董老待身边的人都很好，从不滥用权力。

当柳志清去拿信时，董老的秘书感叹道：“董老从不给他的亲戚写条子办私事，但却愿意为你解决困境。”由此可见，董必武不仅是一个情深义重的人，且廉洁自守，不以个人私利为优先。

对于现代人，尤其是新时代的我们，可能不太了解董必武，但他无疑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他不仅是清朝时期湖广总督推荐的“拔贡”，还是民国初期的革命先驱之一。

革命先驱董必武

董必武于1886年出生在一个贫困的教师家庭。

1903年，他考中秀才后，赶赴武昌参加乡试。途经省巡抚衙门时，他出于好奇看了一眼门内，却因“窥探官衙”被衙役暴打一顿。这件事让董必武认识到晚清政府的腐化与专制。愤怒之下，他决定放弃考试，回家。

同年秋天，他毅然弃笔从戎，报考了武昌的武普通中学。由于家庭贫困，董必武穿着父亲的旧长衫，未能被录取。然而，他并未气馁，而是转而考入武昌的另一所新式学堂——文普通学堂。

1910年，董必武以全年级第一的优异成绩顺利毕业。因成绩突出，清朝湖广总督将他推荐为“拔贡”。尽管此时的科举制度已废除，但此种推荐依旧使得董必武拥有了进入京城的机会。每隔12年选一次的“拔贡”头衔，意味着获得了朝考资格，成功的“拔贡”能进入京城为官或从事教职工作。

然而，在1905年，董必武结识了革命思想者刘静庵，并受其启发，愈加厌恶封建制度。尤其是在阅读了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从报》后，他深受震撼，激发了强烈的爱国情感和民主革命思想。

辛亥革命爆发后，董必武告别了父母和新婚不久的妻子，剪去长辫，奔赴武汉投入革命洪流。

随着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被袁世凯篡夺，董必武参与了“二次革命”，但失败后，他决定东渡日本，继续追寻国家救亡的道路。

1915年，董必武秘密回国，参与了铲除袁世凯的斗争，并多次入狱，但始终未放弃革命信念。出狱后，他写下了“旋转乾坤终有日，神州遍种自由花”这句话，展现了他强烈的抗争斗志。

为革命艰苦奋斗

董必武不仅在海外求学，还为推翻腐朽的政权不懈奋斗。

1919年，在上海，董必武遇到了同乡李汉俊，李带来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董必武看得如痴如醉，并深深认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坚信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走列宁的道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

董必武创办了武汉中学，并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为工人阶级传播革命理念。他还在1922年领导了“女师学潮”，以保护进步学生的权益。

艰苦创业与革命教育

董必武创办学校的过程非常艰难。由于家庭贫困，他几乎没有存款，为了筹办学校，他甚至在寒冬腊月把自己唯一的一件皮袄当掉，只换得20元才勉强办起了学校。

然而，董必武的努力没有白费，武汉中学培养了许多革命骨干，许多师生投身于中国共产党，参与了革命。黄麻起义的总指挥中，有五位毕业于武汉中学，学校的学生们也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

董必武甚至总结出一套启发群众的方法。通过与农民交朋友、帮助他们干活，再通过团结和引导，鼓励农民积极参与革命。

领导地位与坚持原则

在国共合作破裂前夕，董必武意识到，革命必须依靠武装力量来实现。他提出：“凡是革命，非武装不可。”在第一次国共破裂后，蒋介石试图通过银元和官职来拉拢董必武，但董必武坚持立场，毫不动摇。

董必武参与了长征，年逾半百的他，在艰苦的环境中依然坚持革命，在草地和雪山中艰难前行，亲自照顾伤员和女性战士，凭借其坚韧和乐观，赢得了“胡子队长”的亲切称号。

新中国与法制建设

新中国成立时，董必武已是六旬老人。虽然年事已高，但他深知法制建设对国家的重要性。为此，他花费13个月的时间，制定了200多条法律法规，推动国家法治建设。

董必武依然保持节俭的作风，甚至对妻子买帽子的价格也十分关心。董夫人曾因买了一顶帽子被董老训斥，最后只能认错。董老节俭的行为不仅是个人品质，也体现了他对国家未来的深切关怀。

退休与最后的教诲

董必武曾主动与警卫员们谈话，表示精简工作人员，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并为此采取实际行动，让他们去公安学校学习。董必武的这种决策被中央政府采纳，也得到了周总理的称赞。

对柳志清，他关心如同对待自己家人一样，不仅关注他的工作，还关心他的婚姻大事。当柳志清面临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时，董老帮他写信，最终顺利解决了柳志清家庭的问题。

1975年，董必武在完成生前最后一次外交活动后，因身体原因去世。即使在他去世之后，柳志清依然怀念他，常常向董老的照片敬礼，感激他一生的关怀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