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这一概念，最早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中出现，可以追溯到刘勰的《文心雕龙·诔碑》篇。刘勰在这篇文章中提到，傅毅与崔瑗是诔文的杰出代表，他们所作的诔文，不仅叙述了逝者生前的事迹，更如同传记一般，生动且感人。唐代的刘知几在《史通》第六卷中专门讨论了叙事，认为史书的精彩之处，正是因为它的叙事技巧。他指出，叙事是历史作品能够打动人心的关键。元代的陶宗仪在《辍耕录·文章宗旨》中，对“叙”这一概念做出了简要的解释，认为“叙”是通过有序地组织语言，把前人的话语与后人的话语有条理地排列，避免颠倒顺序。这一观点明确了叙事中必须遵循的时间顺序和表达方式，展现了叙事技巧的基础。进入南宋时期，真德秀在《文章正宗》中专门对叙事进行了分类，使得这一概念得到了更系统的理论阐述。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叙事传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最早的“甲骨文”和“青铜文字”。随后的《尚书》和《春秋》，是中国古代历史叙事的初步雏形。到《左传》和《国语》时期，叙事方法已经趋于完备，形成了历史叙事的初步框架，而《史记》则达到了这一领域的巅峰成就。《史记》无论在叙事技巧还是在文学价值上，都堪称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其影响之深远，直到今天，后代的许多历史作品仍在其框架内进行修改和补充。《史记》不仅标志着历史叙事的顶峰，也是司马迁通过历史素材创造的文学杰作。若没有《尚书》对先秦历史的叙述，司马迁便无法在《史记》中实现其跨越三千年的历史叙事。可以说，《尚书》虽不完美，但它为《史记》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叙事基础。

《尚书》中的历史叙事早已引起前人的关注，孔鲋在《孔丛子·论书》中记载了子夏向孔子请教《尚书》大义，孔子回答道：“《书》之于事也，远而不阔，近而不迫，志尽而不怨，词顺而不韬。”陶宗仪在《辍耕录·文章宗旨》中则认为，《尚书·顾命》篇的叙事方式，堪称史学笔法的典范。尽管如此，《尚书》中的叙事常常会以议论收尾，这种结构，使得它在历史叙述中显得独具一格。《尚书》部分篇目，故事情节相对完整，叙述语言也生动且富有趣味。这些特点使得它成为了中国历史叙事的雏形，并对后来的《史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尚书》已展现出历史叙事的初步特征，但相较于后期成熟的历史叙事作品，它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尚书》的叙事技巧较为单一，视角也相对固定，主要依赖自然时间的流转进行叙述。而后来的历史作品，特别是《史记》，则通过更为复杂和灵活的叙事技巧，补充了这一不足，给历史叙事带来了更加丰富的层次。

《尚书》的叙述者主要充当历史的记录者，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他们不仅记录事件的经过，还尽力刻画人物的真实面貌，呈现出事件的具体情节。司马迁继承了这一传统，在《史记》中的叙事方式也着重于历史的真实再现。他不仅作为史官，利用“太史令”这一身份搜集整理大量史料，还在《史记》中展示了自己作为独立史学家的个人视角。在《史记》中，叙事者的身份逐渐从幕后隐身到台前，表现出更多的个性和独立意识。

《尚书》的叙述者通常保持与叙述内容的距离，他们可能亲历了某些历史事件，但并不深入介入其中。比如大禹治水的事迹，叙述者可能是现场的见证人，记录了事件的全过程，甚至包括了细节如语气词的使用。这使得《尚书》的叙事呈现出一种忠实、客观的特点，叙述者不带有任何个人色彩，仅仅是作为“传声筒”，忠实地记录历史。然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则将叙述者的角色推向了更为显著的地位，他的叙述不仅仅是记录，更多的是通过叙述展现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从《尚书》到《史记》，历史叙事经历了从单纯记录到加入个人评论的转变。司马迁在叙事中加入了更多的主观判断，使得叙事不再是冷冰冰的史料堆砌，而是通过精心的选择和加工，赋予历史更深刻的意义。《史记》中的“择其言尤雅者”正体现了司马迁对史料的选择性处理。他不仅仅是对史料进行简单的记录，而是赋予了历史叙事更多的美学和人文精神。此外，司马迁还通过在叙事中加入个人的评论和反思，进一步突出了自己作为叙述者的身份，他的“太史公日”便是这种主观评价的集中体现。通过这种方式，叙述者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录者，也成为了历史的解读者和评价者。

《史记》中的“太史公日”不仅使叙述者的身份显现，更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让他们得以深入了解司马迁对历史事件的看法。这种看法并非强加于人，而是以一种平和且理性的方式呈现，使读者能够在不被引导的情况下，自主地思考和判断历史事件的意义。因此，“太史公日”是司马迁个人价值观与历史叙事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了他作为史学家的独特魅力。

总体来说，从《尚书》到《史记》，叙事身份的变化反映了叙事技巧的不断进步，司马迁不仅继承了《尚书》的客观叙事传统，还通过个人化的叙事手法，赋予历史更加丰富的层次。这一转变，也标志着中国历史叙事传统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为后世的史学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