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5日，在八路军129师386旅的指挥部内，刘伯承师长与陈赓旅长、王新亭政委正在紧张讨论一项新的作战计划。刘伯承提出，要在邯郸至长治的公路上找一处合适的伏击地点，布下“口袋阵”以消灭日军，同时切断其重要的补给线。这一计划的背景，是日军在前一个月对津浦铁路沿线各个据点发起的大规模攻势，导致徐州会战爆发，日军华北方面军从山西的五个师团中抽调兵力，一方面向晋东南进攻，试图摧毁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沿邯长公路推进临汾，意图西渡黄河，逼近关中地区。

与正面战场的混乱溃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八路军的作战积极性极高，尤其是386旅，屡次给日军重创。仅在2月下旬，386旅就成功在长生口设伏，击毙日军百余人，部队士气大增。刘伯承意识到，这时是再打一仗的最佳时机，目标直指邯长公路上的日军。

邯长公路是日军在晋东南的重要补给线，沿线的涉县、黎城、潞城均驻有重兵，彼此互为支援。刘伯承决心通过“围城打援”的战术，调动日军增援，然后在最佳伏击点将其歼灭。经过仔细研究，129师制定了作战计划：385旅769团袭击黎城，吸引潞城的日军增援，386旅则在途中设伏，消灭日军援军。

最终，伏击地点选定在了神头岭地区。地图显示，神头岭西侧的沟底公路两侧最为适合设伏。然而，旅长陈赓有些担心，认为仅凭地图难以完全掌握地形。于是，他带领各团干部行军几十里，亲自前往神头岭勘察地形。等他拖着一条伤腿，艰难爬上山顶时，才发现，地图上的公路位置竟然与实际完全不同——公路并不在山沟中，而是在山梁上！如果按照地图上的规划作战，后果不堪设想。

在重新审视地形后，陈赓决定改变计划，将伏击地点转移到山梁上。虽然这个地方缺乏隐蔽地形，看起来并不是最佳选择，但其他地点实在不具备条件。陈赓决定利用这片开阔的山梁，巧妙利用周围的旧工事和草丛伪装隐蔽，进行三面伏击，力求速战速决，出其不意。

陈赓决定将772团的1营和2营布置在公路西侧，执行主要突击任务，3营则负责战斗打响后，向微子镇以北的公路进攻，切断日军退路，协同主力消灭敌人。考虑到潞城的日军人数众多，刘伯承判断单凭386旅的力量难以一举歼灭，因此派出772团3营一个连和便衣队20余人，潜伏到潞城西南地区，在佯攻黎城的同时，对潞城的日军实施骚扰。

3月16日一早，386旅各部队顺利进入预定阵地，做好了战斗准备。769团如约袭击黎城，与日军激烈交战。涉县的几百名日军乘车增援，在途中遇到769团的迎击，战斗力不强，见势不妙，便迅速撤回了涉县。而潞城的日军则派出了1500多人前来增援，当他们行进至神头村附近时，派出的骑兵进行了侦察，未发现异常。日军放心继续前进，然而，正当他们进入伏击区域时，772团早已埋伏在此，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虽然八路军弹药紧缺，但战士们凭借着勇猛的肉搏，在短短两小时内击败了1500余名日军。战斗的枪声迅速传到了黎城驻军的耳中，他们立刻组织救援，派出几百人乘车赶往神头岭。然而，等他们到达漳河边时，发现桥梁已被破坏，无法前进，而八路军则早已布置好阻击阵地。潞城的日军也试图增援，但一到神头村南部区域时，被772团的伏击队正面击中，遭到重创。

最终，神头岭之战取得了巨大胜利，386旅消灭了1000余名日军，击毁7辆汽车，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物资。刘伯承师长对此战成果十分满意，评价神头岭之战“堪与平型关之战相提并论”。

神头岭战斗充分展示了红军的经典战术，围城打援与大兵团伏击相结合，巧妙部署，精密策划，堪称战术上的一次完美演绎。刘伯承曾在1936年教导红军学员，“在次等方向用1个人去扭打3个敌人，同时就能在主要方向抽得3个人来痛打1个敌人。”这正是神头岭伏击战的精髓所在。

陈赓更是把神头岭的战斗视为自己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作，他形容这一战为“独木桥上打架，先下手为强”。为了确保隐蔽到位，战士们在挖掘工事时，故意不使用已挖的土，甚至将踩倒的草按风向一一扶起，尽可能不露出任何痕迹。日军虽然训练有素，派出了搜索队进行搜查，但八路军的隐蔽工作几乎无懈可击，即使日军搜查队与伏击部队距离仅十余米，也未能发现任何异常，堪称险中求胜，精彩绝伦。

神头岭之战的胜利，不仅是八路军一场战术上的成功，更展示了革命军人的智慧与勇气，也让我们看到刘伯承与陈赓等指挥官的卓越军事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