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3年初夏的某一天，复旦大学校园内突然响起了警笛，紧接着，一队特务迅速包围了校园，将正在上课的几名学生抓走，押往审讯室。这些学生遭受了酷刑，痛苦的哀嚎声不断回荡在空气中。轮到一个瘦弱的年轻人时，他却异常冷静，甚至不慌不忙地说道：“你们谁敢动手，我舅舅是戴长官。” 这番话令特务们顿时慌了神，没有一个人敢轻举妄动。很快，特务们向戴笠报告了此事，戴笠得知这名青年竟敢冒充自己的外甥，心中暗自赞叹，命令将他带到自己的办公室。

此时，戴笠正忙于招揽人才，扩展特务组织。他听到沈之岳的情况后，对这个年轻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面对戴笠的质询，沈之岳自信地回答：“我是复旦大学的学生，虽然政治立场与您有所不同，但我的思想更加先进。”他透露，自己曾深受共产主义书籍影响，参与过上海的学潮，因此才被特务逮捕。听完这些，戴笠觉得这个年轻人不仅机智，而且胆识过人，便说服沈之岳加入国民党，成为他的手下，开始接受单线指挥。就这样，沈之岳成为了戴笠手下的一名高级特务。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在压力下不得不与共产党合作，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然而，蒋介石并不完全信任这种合作，便指示戴笠选择一名得力干将潜伏到延安。戴笠立即想到了沈之岳，便将他召来，给了他一个重大任务——潜入延安，伺机暗杀中共领导人。

二、

沈之岳伪装成中央大学的学生，随团一起进入了延安。由于陈致平与毛主席早有交情，访问团到达延安后，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访问团在延安逗留了十多天。当他们准备离开时，沈之岳向中共领导人提出希望留在延安，参与革命的请求。

延安方面对来自国统区的进步青年采取了严谨的审查措施。他们既不想压制进步青年参与革命的热情，也要严防国民党特务潜入其中。经过周兴处长的详细调查，得知沈之岳曾在复旦大学参与过学潮，学习过俄语并精通英语，还曾因政治立场被特务逮捕。因此，沈之岳被认定为一个“进步青年”。与此同时，军统已经伪造了他的背景资料，令他能够顺利通过审查。最终，沈之岳被选入“抗日军政大学”继续学习。

在抗日军政大学，沈之岳表现出色，凭借其扎实的语言能力和在复旦大学的学术背景，很快吸引了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的注意，成为了培养对象。康生的提携使得沈之岳顺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沈之岳在延安潜伏期间，沉默寡言，尽职尽责，凭借突出的表现逐步晋升，担任了区队长、八路军留守兵团的中校参谋，并最终进入了中共中央的机要部门，负责文件的收发工作。

虽然沈之岳逐渐进入了延安的核心层，但由于延安的安保极其严密，他并不敢轻举妄动，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实施刺杀。然而，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就在此时，毛人凤派遣了另一名特务孟知荃与沈之岳取得联系。一天傍晚，沈之岳在自己的窑洞旁边的老榆树下发现了一张折叠的烟盒纸，纸上写着用暗语约定的见面时间和地点。

经过深思熟虑，沈之岳决定烧掉字条，并未前往杜甫祠堂赴约。此时，延安保卫处注意到在宝塔山寺庙附近有一名形迹可疑的僧人，经调查发现，这名僧人正是孟知荃。他供认了自己在延安的任务，以及与沈之岳约定的见面计划。然而，沈之岳并未现身，使得他没有被怀疑为特务。延安方面暂时未对沈之岳产生怀疑。

沈之岳深知毛人凤手段狠辣，不采取行动对自己不利，便找到了接近毛主席的机会。一天，毛主席在与干部谈工作时，沈之岳恰巧看到毛主席伸手摸口袋中的香烟。见状，沈之岳便递上了自己带来的毛主席最喜欢的香烟。然而，毛主席敏锐地察觉到沈之岳的异常，尤其注意到他虽然不抽烟，却能迅速察觉到主席的需要，并主动递烟。毛主席心中产生了疑虑，决定不再让他继续留在身边。

不久后，沈之岳被调离，派往新四军，加入叶挺和项英的军团。由于沈之岳是延安派来的人员，叶挺和项英对此并未产生怀疑。沈之岳开始暗中搜集情报，并通过各种渠道将其传递给戴笠。最终，这导致了1941年1月新四军在战略转移过程中，遭遇了国民党军队的伏击，造成7000名战士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遇害。

皖南事变发生后，沈之岳决定不再回到共产党阵营，而是回归军统。他的身份在两方之间始终未被揭露，一方面他是抗大毕业生“沈辉”，另一方面却是军统特务“李国栋”。沈之岳成功通过这一身份秘密执行任务，继续为国民党工作。

他被戴笠带到蒋介石面前，蒋介石对他赞不绝口，任命沈之岳为军统局第一处科长兼淞沪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直到1943年，中共才得知沈之岳的真实身份。在此期间，沈之岳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并逐渐成为蒋经国的亲信。

直到1979年，沈之岳从情报界退休，并继续担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在1994年2月，沈之岳在台北去世，享年82岁。他的神秘特工生涯成了历史的谜团，带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