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6年，上级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将北京卫戍区的级别从正军级提升为兵团级，并任命北京军区的副司令傅崇碧为其兼任指挥。最初，卫戍区设立了第一和第二政委这两个职务，然而这两位政委都是兼任的身份，并不直接参与日常的管理工作。上级要求傅崇碧选拔一位合适的人选担任政委，经过仔细考量，他最终推荐了黄作珍。

黄作珍与傅崇碧同属华北军区的背景，二人在战争年代长期在晋察冀地区共同奋斗，尽管他们在那段时期没有直接搭档的经历。解放后，傅崇碧担任了63军的军长，而黄作珍则出任政委，俩人也在同一时期兼任石家庄警备区的司令与政委。傅崇碧选择黄作珍为政委，除了考虑他的能力外，也可能是基于他们之间的熟悉关系。

傅崇碧在解放后从64军的副政委调任至63军的军长，这样的快速提拔在当时显得相当特殊。由于他长期以来一直从事政治工作，按照正常的组织晋升流程，他应当继续在军政委的位置上，而此次调任至军事岗位，或许是因为当时华北军区内军事主官的空缺所致。此前，他曾代理过旅长，尽管积累了一定的指挥经验，但相对来说时间并不算长。

在铁原阻击战中，63军展现了卓越的战斗力，傅崇碧这位儒将因此赢得了许多人的赞誉。战后，部队驻防于石家庄。后来，他请求到高等军事学院进修，学制为三年。然而在他毕业前夕，因突发疾病入住医院，未能得到安排新的工作。直到1961年，他才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副司令。换句话说，从他进入军事学院到1966年这段期间，他几乎没有从事实际工作，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学习、休养，或者担任副职，没有搭档。

从工作层面来看，黄作珍在政工干部当中显得尤为熟悉和适应。此时的黄作珍并不是军政委，而是调任到了北京军区政政治部担任副主任。两人之间，一个属于大军区的副职，另一个则是正军级职务。如今，上级希望傅崇碧能找一个合适的搭档来共同工作，更希望听取他的意见。若傅崇碧认为合适，组织上大方会考虑实行调动。在他将有关意见反馈给上级后，黄作珍便被任命为北京卫戍区的第三政委。第一政委由副总理兼任，第二政委则是北京市第一书记兼任，此时黄作珍主要负责卫戍区的日常事务。

自1966年卫戍区扩编以来，工作形势可谓紧张，应对着中央首长的警卫任务，同时肩负着维护首都北京的安全与稳定。那时数十万名红小将涌入北京，卫戍区的压力与日俱增，工作量之大不言而喻。傅崇碧曾透露，中央发给他们的文件数量竟比大军区还要多。

作为卫戍区的军政主要负责人，傅崇碧在召开中央会议期间，也需列席，和大军区司令、政委以及省委书记一同参与讨论。随着工作量的持续扩大，上级又增补了两位政委，为卫戍区的工作提供了更为坚实的支持。黄作珍的职务也因此从正军职顺利晋升为正兵团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