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7年6月30日，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带领着包括第1、第2、第3、第6纵队在内的12万大军，开始了向大别山的长途行军。这支队伍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从黄河沿线8个渡口强渡黄河，跨越了150公里的险滩，揭开了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反攻序幕。这一举动标志着中国解放战争的新一轮攻势开始了。

然而，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面临着严重的挑战。最初的12万大军在短短的时间内锐减至不到7万人。原因不仅仅在于白崇禧长久的防范和精心的部署，使得我军难以与其精锐部队正面交锋；还在于大别山在红军主力撤离之后，遭受了国民党军队的暴力报复，导致当地的老百姓对刘邓大军产生了恐惧，担心再次遭遇与之前相似的劫难。加之，大别山本身资源匮乏，军需物资短缺，原本无法支撑如此庞大的队伍，因此，刘邓大军在这里的生存空间变得极为有限。

当时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已预见到这次行动的艰难，毛主席的预测有三种可能的结果：第一，付出巨大代价，无法站稳脚跟，最终被迫撤回；第二，付出巨大的代价，虽然无法站稳脚跟，但能够在当地进行游击战；第三，付出极大代价，但成功站稳脚跟。在毛主席的预判下，延安总部决策者认为，这一冒险的举措是一种战略上的无奈之举，尤其是在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解放军的目标是通过消耗敌军的有生力量，达到消灭敌人主力的目的。

在战略防御阶段，我军采用了“以城市为诱饵，消耗敌人”的策略，蒋介石的军队每占领一个城市，都要付出七千人的惨重代价。尽管蒋军连拿下了105座城市，但代价却是71万的部队伤亡。面临如此损失，蒋介石开始调整战略，转向重点进攻，特别是着眼于陕北和山东的两大解放区，并力图通过黄河花园口决堤来加大对解放军的封锁，进而封锁陕北与山东，企图在战术上将我军困死在黄河流域。

在陕北，延安总部虽有空城计，但局势依然危急，蒋军在山东的攻势也很猛，尤其是南麻之战后，华野部队遭遇连续挫败，士气低落，大片山东和胶东地区都落入敌手。此时，如果无法扰乱敌人的部署，调动敌军两大战场，后果将十分严重。正因如此，千里跃进大别山成为了一种必然选择。它不仅能够打乱蒋介石在陕北和山东战场的部署，还能给敌人带来极大的战略困惑。然而，这一战略虽然有潜力，却也意味着巨大的牺牲。

在大别山的千里跃进过程中，刘邓大军不仅要跨越山东、河南、安徽、湖北等地，还需应对黄河水量暴涨带来的挑战。在进军途中，河流纵横，地形复杂，且处于蒋军的控制区域。敌人随时可能调动兵力围追堵截，而蒋军的空中力量也时刻对我军形成威胁。在敌人眼皮底下，大规模部队的移动无疑是极为困难的，难度堪比当年的长征中的四渡赤水。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刘伯承和邓小平依然保持沉稳果敢的指挥风格，经过精密的部署，采取了佯动和迷惑敌人的策略。在黄河渡口，冀鲁豫部队通过佯动让敌人误判我军可能北渡，而华野的五个纵队则负责牵制敌军，掩护主力南进。经过几轮迷惑性的操作，蒋介石误判我军的意图，直到刘邓大军逼近大别山的沙河时，才意识到我军的真正目标。于是，蒋介石急忙调兵增援，派军队在汝河北岸严阵以待。

然而，蒋介石的“黄河战略”并未能完全遏制刘邓大军的推进。虽然黄河水量暴涨，蒋军兵力集中在渡口，起初给我军带来了不小的震慑，邓小平也曾感叹：“听到黄河水涨，我自己都能听见心脏的跳动！”但全军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依然保持了高度的战斗力。在这次艰难的强行渡河中，刘邓大军终于突破了敌军的防线，直扑大别山区，完成了这一堪称奇迹的战略跃进。

蒋介石的“黄河战略”最终被我军成功突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这次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成功不仅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也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奠定了重要的战略基础。刘邓大军的壮丽进军，成为了中国革命史上永不磨灭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