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5月27日，美国圣若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派遣的录音采访小组，敲开了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帕罗市的一户华人家庭的门。周围的邻居们或许无法想象，就在他们的身边，居住着一位曾被誉为“民国第一理财家”的金融巨擘。这位名人曾在中国金融界声名显赫，然而他如今却过着远离尘嚣的隐居生活。

虽然年事已高，接近九十岁，老人依旧精神矍铄，面对专访小组提前拟定的17个问题，他逐一作出清晰且详细的回答。在娓娓道来的叙述中，过往的点滴仿佛随着他的声音重现眼前……

这位老人正是大才子徐志摩的姐夫，也是曾经掌管蒋介石“钱箱子”的银行家——张嘉璈。

1947年初，随着国共和谈的彻底破裂以及中共驻南京办事处的撤离，南京市内弥漫着一种冷肃压抑的气氛。在这种氛围下，为应对日益严重的内战局势，“两张财权”的时代悄然拉开帷幕。

所谓的“两张”财权指的是新任行政院院长张群和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这两位同姓“张”的人物，虽然在职务上齐名，但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却截然不同。

在国民党内部，张群素来以“唯唯诺诺、对蒋介石言听计从”而闻名，而张嘉璈则不同。他不仅具备深厚的理财才能和卓越的声誉，而且有着足够的自信和底气。在金融界的声望让他在蒋介石眼中，既不可忽视也难以驾驭。更重要的是，他还曾为妹妹张幼仪找到了文人墨客徐志摩这位如意郎君。

正因如此，早在十三年前，蒋介石便与连襟孔祥熙和大舅哥宋子文联手，将这个难以控制的人物彻底挤出了他在中国银行的职务。而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张嘉璈虽多次屈居于国民政府中的各个职务，但他心中最为不甘的，始终是未能重新掌握中国银行。

随着内战的愈演愈烈，国民党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财政捉襟见肘。此时，张群竭力推荐张嘉璈来主持财政工作，最终他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再度获得了理财的机会。

蒋介石的“钱箱子”长期由孔祥熙与宋子文把持，而这一次的任命，实际上是迫于局势的压力，希望借助张嘉璈的才华来力挽狂澜。张嘉璈明白这一点，因此在第一次被召唤上庐山时，他便提出了自己的一套财经改革方案，作为上任的前提条件。

张嘉璈的方案详细列出了财政预算的严格控制、外汇管制、物价监控等一系列举措，旨在抑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平稳。他的方案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张嘉璈便满怀信心地投入到改革中。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初步的成效很快被更加严峻的经济危机所吞噬，情况愈发严重。

在再次上庐山向蒋介石提出解决方案时，张嘉璈要求获得财政部长的正式权力，认为这样才能有效控制财政大局。蒋介石再次妥协，勉强答应了他的要求。此时，张嘉璈的改革进入了更深一步，但问题的核心却逐渐浮现：内战导致的军事开支无休无止，经济的财政平衡已经无法维持。

因此，张嘉璈第三次上庐山，他向蒋介石提出，必须严格按照预算进行财政支出，任何不在预算内的开支都应一律拒绝，哪怕是蒋介石个人下的支款命令。此举触动了蒋介石的敏感神经，蒋立即否决了这一建议，并愤怒地推翻了他之前同意的财经改革方案。

张嘉璈坚持自己的立场，最终提出辞职。蒋介石无法忍受他的直言不讳，决定立即接受辞呈。张群也因此被迫下台，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两张财权”的局面便宣告结束。不久之后，国民党推出了令财政雪上加霜的金圆券政策，宣告了国民党财政的彻底失败。

对于国民党的彻底失望，张嘉璈选择了迅速离开政坛。返回南京后，他以最快的速度办理了职务交接，随后前往上海，彻底告别了从政生涯。

张嘉璈虽然心中已经对富民强国的理想失望，但他一直未曾公开批评蒋介石，始终遵守着“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道德标准。即便是在三十年后，当圣若望大学的采访团队前来询问他失败的原因时，他依然避免了对蒋介石的直接指责。

此后，李宗仁接替蒋介石成为代总统，邀请张嘉璈重返南京担任财政部长，但他已经不再愿意为国民党效力。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张嘉璈悄然离开中国，赴澳大利亚悉尼讲学，并着手将自己多年来的理财经历整理成学术著作，这就是后来在美国出版的《中国通货膨胀史》。1953年9月，张嘉璈离开澳大利亚，受聘于洛杉矶的亚拉大学，讲授中国、日本、朝鲜及东南亚经济史。

1956年春，张嘉璈低调地回到中国，与中共高级领导进行了一次友好的交流。1961年，张嘉璈辞去亚拉大学的职务，加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并继续关注祖国的经济建设，撰写了大量相关论文。

1962年，年已74的张嘉璈赴维也纳参加国际经济学会年会，并访问了多个欧洲和亚洲国家。随后，圣约翰大学、斯坦福大学和日本庆应大学等学府相继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以表彰他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

进入耄耋之年后，张嘉璈对祖国的思乡之情愈发浓烈，常常念叨着希望能够重返故乡。而对于所获得的学术荣誉，他却显得漠然。

1979年10月15日，张嘉璈在加利福尼亚州帕罗市病逝，享年90岁。他临终时留下遗嘱，要求将自己的骨灰运回祖国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