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都强调中央政府对军权的集中，并在军事体制中体现这一点。北宋在这一方面与前朝并无太大不同，但其军制的中央集权在深度与广度上，却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制度特色成为北宋历代皇帝的传家宝，深刻影响了之后的治理模式。

北宋的军事集权首先体现在其军事领导体制上。从秦汉至隋唐，历代通常由宰相、大司马或兵部管理军权。而北宋则别具一格，除保留兵部外，中央还设立了枢密院与三衙这两大并列的军事机构。此外，皇帝临时任命的“率臣”与这些机构并列，形成了一个三足鼎立的军事领导体系。三衙本身互不隶属，是三个并行的独立机构。加上兵部，这样中央直接掌握军事指挥的机构便多达七个。这种制度虽然机构繁多、分工明确，但由于各个机构向皇帝独立负责，实际职权被严重压缩。各军事机构的职能划分非常细致，往往会相互制约，确保没有单一机构能够完全掌控军权。正是这种制度设计，确保了最高统治者集中并独揽了征兵、调兵、任命将帅以及指挥征战等一切军事大权。

在北宋的军制中，另一显著特征是军队的屯驻和更戍制度，体现了集权的深刻意图。北宋前期，实行了“内外相制”的屯驻制度和“兵无专主”的更戍制度。“内外相制”要求京城驻军和各地军队的兵力大致保持平衡，防止任何一方的军队过于强大而形成威胁；“兵无专主”的更戍制度则规定部队要定期进行轮换，将士之间的隶属关系打乱，使得军事力量没有专属的指挥官，这样一来，即使有谋反的将领，京师与外地的兵力也能互相制衡。更重要的是，这种安排防止了将领和士兵间形成过于紧密的关系，避免了将领与兵士联合叛乱的可能，从制度上防止了“骄兵”与“悍将”的联合，进一步巩固了皇帝对军队的掌控。

北宋军制的高度集权，还特别体现在“阵图”制度上。这一制度规定，皇帝亲自制定具体的作战方案，称之为“阵图”。在战斗时，指挥官按照“阵图”进行布局，并称为“排阵使”。例如，在979年的满城之战中，北宋太宗亲自设计阵图，命令李继隆等将领依阵图布兵，成功抵御了契丹入侵。再比如，1004年的擅州之战，真宗指派石宝吉和李继隆等担任排阵使，依阵图指挥作战。将领必须严格按照阵图作战，即便战败也无需负责任；但如果违反阵图，即便胜利，也有可能被追究责任。通过这一制度，北宋实际上将战场上的指挥权彻底掌控在皇帝手中，强化了对军队的集权管理。

这种高度集中的军制背景源自唐末五代的混乱局面。中原地区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局面频繁出现，政权更迭不断。北宋建立后，这种局面虽然告一段落，但五代时期留下的武将犯上作乱的风险依然存在。如果不从根本上防范，新的军阀仍然可能出现。为了防止这种历史悲剧重演，并确保赵宋王朝的长治久安，赵匡胤在继位后采取了“收兵权”等一系列果断措施，最终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军事体制。赵匡胤去世后，他的继任者继续推进这一制度，使其成为历代皇帝的继承和发展，进一步强化了“重文轻武”、“以文制武”等新的现象，推动了中国军事制度的转变，形成了北宋军制的独特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