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杨、余、傅事件”发生后，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被拘押，随之，温玉成接替了这一职务，并且兼任副总参谋长。然而不久后，温玉成被调往成都军区，开国少将吴忠则接替了他的职务，成为了新一任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吴忠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后不久，便经历了1971年9月13日发生的九一三事件。当时，吴忠在凌晨三点钟接到杨德中的电话，得知总理希望他和吴德尽快前往大会堂。吴忠到达大会堂时，总理正在同各大军区通过电话，并以“打哑谜”的方式告知各方信息：“那个长期养病的人，在庐山会议上发言的人，带着他的夫人往北逃跑了。”

电话结束后，总理便向吴忠和吴德交代了重要任务。总理告诉他们，有一架直升机正在怀柔以西20公里的地方盘旋，可能需要迫降。总理要求吴忠派人尽快找到这架直升机，并保护好其中的机密文件，不允许任何一份纸张丢失。吴忠认真考虑了一下，认为这个地方可能与渤海所有关，于是在大会堂向警卫三师发出了指令，让他们安排离渤海所较近的七团立即赶赴怀柔山区，寻找并保护好飞机上的机密资料。

随后，吴忠还向卫戍区司令部打了电话，要求怀柔和延庆的民兵立刻动员起来，封锁渤海所附近的山区。接着，他又联系了卫戍区副司令李刚，要求他迅速赶到怀柔山区，指挥现场行动，并且要求通讯部门拉一条到渤海所的专用线路，确保信息通畅。

完成这些安排后，吴忠前去找总理，总理没有继续以“打哑谜”的方式对待，而是直接向吴忠透露了事情的真相，要求他严守机密。吴忠认为应当将此事告知卫戍区政委杨俊生，经过总理同意后，吴忠与吴德便返回了卫戍区，并亲自向杨俊生报告了九一三事件的详细情况。

吴忠留在办公室，等待李刚的进一步消息。不久后，李刚来电，报告称已经找到了迫降的直升机，并且找到了相关人员。吴忠指示李刚继续搜查，确保万无一失。不久，李刚再次来电，报告说北京军区和北空部队奉命向渤海所方向进发。吴忠心中一动，意识到情况可能不对，因为接到任务的是他，而不是北京军区。因此，吴忠指示李刚，尽管要对他们礼貌对待，但要务必缴械，如果询问是谁的命令，要回答是卫戍区上级的指令。

李刚按命令执行，礼貌而坚决地拒绝了李德生队伍的要求，并且收缴了他们的武器。黄昏过后，李刚再次拨通电话，这次他报告说，李德生要求将收缴的武器以及搜集到的材料送至空军司令部。当时李德生已经在空军司令部指挥调度。吴忠感到疑惑，立即指示李刚拒绝了这个请求，并强调，空军大院的情况不明，所有的罪证材料必须送到卫戍区司令部，由他亲自接收，不允许送往空军大院。

处理完这一切后，吴忠马上向总理汇报了最新进展。总理对吴忠的处理表示肯定，认为他的应对得当。最终，所有相关人员、武器和机密文件都被安全送到了卫戍区司令部，吴忠与杨俊生共同对涉事人员进行了审讯，并将整理后的材料汇报给了总理。至于李德生为何两度插手这一事件，吴忠在晚年也始终未能弄清楚其中的缘由。

参考资料：《吴忠谈“九一三”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