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26日，杨尚昆在北京饭店举办了一场宴会，专门接待了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当时，索尔兹伯里正在撰写他广为人知的作品《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对遵义会议的情况充满了兴趣，特别是想了解会议上都有谁参与，以及小平同志是否在场。杨尚昆当时明确答复，称小平同志确实参加了会议。随后，杨尚昆回忆起了一段往事：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杨尚昆曾与小平同志一起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在参观过程中，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向他询问当年参与会议的人，杨尚昆一一做了回答。当工作人员问到小平同志是否也在场时，杨尚昆当时答道：“我记不清了。”回到北京后，杨尚昆特别向周恩来总理请教此事，总理回答说：“小平同志参加了，他当时是会议记录员。”

周恩来的这一回忆显然非常权威，后来的历史学者们也普遍采纳了这一说法。

1958年11月3日，杨尚昆和小平同志在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陪同下，参观了遵义会议旧址。期间，小平同志与随行人员十分熟络，亲切地回忆起当年的情况。他提到：“会议室后面就是蒋家大院，大家都住在那里，那院子结构复杂，有好几个院落……那地方曾挂着一张地图，中央那时正讨论如何向四川进军……我就坐在那个角落里。”

然而，当时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小平同志也曾参与会议，甚至没有将他的照片挂上与会者名单中。听了小平同志的回忆后，纪念馆馆长孔宪权意识到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细节，他私下找到了杨尚昆，询问小平同志参加遵义会议的具体情况。杨尚昆表示自己不太记得，答应回北京后再查档案确认。

在小平同志和杨尚昆离开遵义后，纪念馆多次向中央档案馆请求调取相关档案。经过多次查找，中央档案馆终于找到了一份“未署名的文件”，这份文件实际上是陈云同志在会议期间亲手写的《传达提纲》。文件中列出了当时的与会者名单，包括政治局的正式和候补委员、以及一、三、五军团的主要领导。然而，文件中并没有提到小平同志的名字。

中央档案馆随后将这份文件转交给了遵义会议纪念馆，并标明该文件“仅供参考”。但这份文件并未改变纪念馆未挂上小平同志照片的决定。

到了60年代初，原红二方面军民运部部长李立被任命为贵州省省长后，他非常关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建设工作。在一次视察时，工作人员向他反映了没有确立小平同志是否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问题，并请示如何处理。李立当即回应：“既然他本人都说参加了，还用调查什么？他的亲口讲述就是最权威的档案！”

根据李立的指示，不久之后，纪念馆便补上了小平同志的照片。

然而，在小平同志的几次政治起伏过程中，曾有一些心怀不轨的人借此机会抨击，称小平同志从未参加过遵义会议，甚至将他的照片从墙上摘掉。对此，小平同志曾在1973年对一位老战友说：“遵义会议，我要是参加了就参加了，没参加就没参加。我一生的历史已经够光荣了，参加遵义会议也不能增加什么光荣，没参加也不可能抹去我任何光荣。”

这番话无疑是对那些荒诞不经的谣言最有力的回应。

其实，只要仔细分析，就能发现小平同志在1958年就曾明确提到自己参加了遵义会议。当时距离会议已过去33年，除了博古、邓发、凯丰等因病去世的与会者外，绝大多数与会者依然在世。最重要的是，他们从未对此提出异议，此外，小平同志也完全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开玩笑的理由。

至于陈云同志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为何未列出小平同志的名字，这完全可以解释清楚。陈云当时在提纲中不仅漏掉了小平同志，还漏掉了其他几位重要人物，如德国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因此，陈云的提纲主要是为了传达会议内容，而非完整记录所有与会人员的名单。另外，小平同志当时虽然并非党的核心领导人，仅担任会议记录工作，因此未被列入名单也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小平同志参加遵义会议的身份也曾引起过一些讨论。根据小平同志本人回忆，在遵义会议前的黎平会议上，他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因此在填写履历时，遵义会议前后的职位都写作“中央秘书长”。这一回忆也与邓颖超大姐的回忆相符。她提到，长征开始时她曾担任中央秘书长，但由于身体原因，1934年底决定由小平同志接替这个职务。

遵义会议结束后，大约到4月，中央又决定由张闻天的夫人刘英接替小平同志的工作。刘英回忆，当时接到命令后，她赶往中央报到，毛主席和王稼祥在场。毛主席问她是谁推荐她来，刘英回答是李富春。毛主席纠正道：“不是李富春，是我。我在后方太累了，你是女性可以更好地处理这件事。”

刘英回忆说：“小平在中央时负责管理首长的生活，记录会议内容，还要照料警卫工作。”索尔兹伯里也提到：“秘书长的职责包括整理会议记录、归档文件、收发信件、起草命令等。”

这些回忆表明，小平同志当时确实是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了遵义会议，并负责记录会议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