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是一个极为尊贵的谥号，在清朝历史中，仅有八位大臣获得过这个荣誉。无论是作为国家重臣，还是帝王的老师，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卓越贡献，地位尊崇。最著名的当属曾国藩，他也是人们熟知的“晚清四大名臣”之一。除此之外，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李鸿藻和孙家鼐等人也曾获得这一殊荣。

自宋朝起，“文正”便成为了文官的终极荣誉。司马光曾言：“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这句话将“文正”推向了历史的巅峰，成为许多文人心中遥不可及的目标。历史上获得这个谥号的人都在史书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比如范仲淹、司马光、方孝孺等，他们的名字流传百世。

在“文正”这一谥号的历史中，获得者数量不超过三十位。清朝统治长达三百年，而只有八位大臣得以获得这份殊荣，然而其中一些人实则并不配得上这个荣誉。

获得“文正”的谥号是一份莫大的荣誉，它不仅代表着一个人拥有非凡的才干与高尚的德行，更体现了他在国家和人民事业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可以说是古代社会中的“全能型人才”。如果要将这八位大臣按照贡献进行排序，虽然第一位可能难以决定，但最后一位无疑是曹振镛。曹振镛没有什么显赫的功绩，他的一生并未有值得称道的事迹，他的传记仅有七百字，这无疑印证了他一生平凡无奇，且名副其实地“不配位”。他的人生可以用“庸”字形容：庸庸碌碌，平淡无奇，宁愿不做事也不犯错。

曹振镛是三朝元老，担任过武英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长期在高位上混迹，始终能在政治斗争中安然无恙。有一位臣子曾向他请教学政之道，他淡然回答：“无他，只是多磕头，少说话。”即便如此，他的这一策略也得到了道光帝的赞许。道光帝力求整肃官场，推行节约风气，曹振镛便立即响应，在自己的朝服上加补丁，故意露出来，赢得了道光帝的夸赞，认为他“恭俭惟德”。除此之外，他还为道光皇帝提出了一个妙计，让皇帝从奏章中挑错字，以此来严厉批评官员，令他们更加警惕。尽管这种风气令朝堂陷入了浮躁和庸碌，曹振镛去世后，这样的习气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曹振镛唯一的“功绩”便是得到了道光皇帝的欢心，因而在死后被赐予“文正”谥号。这一点与左宗棠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左宗棠为国家收复新疆，立下赫赫战功，却仅得“文襄”的谥号，这让人不禁感到讽刺。曹振镛的“文正”谥号，是否真能体现他的功业，历时长久，后人自有定论。正所谓，德不配位者最终必将被历史遗弃。

与曹振镛的庸碌不同，曾国藩无疑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文正公”。他的一生可谓实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四大理想，是“晚清四大名臣”中的领军人物。他行事稳重，秉持“为政以耐烦”的信条，严格要求自己，克己奉公。曾国藩创立了湘军，率军攻破了太平天国的大本营南京，最终挽救了清朝的政权。并且他敏锐地察觉到西方思潮的潜在威胁，积极推动改革，提议修建第一艘轮船，引进西方书籍，并培养第一批赴美留学的学生，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咸丰皇帝临终时留下的遗命中，本应封曾国藩为郡王，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封赏他应得的荣誉。直到曾国藩去世后，他才被追赠“文正”谥号，这一谥号实至名归。

汤斌，曾担任康熙年间的“江宁巡抚”与“工部尚书”，在当时可谓身居高位。然而他一生清廉，死后只留下八两银子的遗产，实至名归的高风亮节。然而，由于在当时的官场中受到宦官集团的排挤，汤斌的成就未能得到应有的认可，直到乾隆时期才被追赠“文正”谥号。

刘统勋，这个名字或许并不为人熟知，但他是“宰相刘罗锅”刘墉的父亲。刘墉虽有名气，但父亲的事迹更为人称道。刘统勋一生致力于治水，治理有功，在军事、吏治等方面也都有显著贡献。他去世后，乾隆皇帝感慨万千，称他为“真宰相”，这使他成为后世称颂的楷模。

朱珪是嘉庆皇帝的老师，奉行忠诚与清廉，他一生专注于国家大计，关心百姓疾苦。嘉庆帝对他极为推崇，认为他是“端人正士”，对朱珪的评价也表露无遗。朱珪身上有着历代儒臣的典型风范，尽职尽责、清廉无私。

杜受田，咸丰皇帝的老师，出身书香世家，早年受到了良好的儒家教育。他待人谦和，行事端正。为照顾双亲，他迟迟未参加会试，直到四十岁才踏入官场，最终成为咸丰帝的老师，深得咸丰皇帝的倚重，许多重大决策都由他指导。

李鸿藻和孙家鼐，作为清朝的两位帝王老师，他们获得“文正”这一谥号，更多是因为他们在皇帝心中的地位，而非显著的政治贡献。这反映了清朝衰落时期的政治背景。随着时代的变迁，清朝的传统官员表率逐渐没有如前代般卓越的德才兼备者。

这八位获得“文正”谥号的大臣，虽然各自有不同的贡献与背景，但无论如何，“文正”这一谥号都是对他们的历史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