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巡抚作为各省的最高行政长官，虽然地位重要，但不同省份的巡抚权力和影响力有所差异，类似于当今广东省委书记或北京、上海市委书记的地位，他们的职位显得略为特殊且更具权威。那么，清代的15个巡抚（以清中期为例），究竟可以划分为哪些等级呢？我们可以结合他们的职责、职权等方面来分析这一问题。

自乾隆中期起，清代形成了“八督十五抚”的格局，各省的总督和巡抚职制得到了明确设定。全国的督抚总数为23人（漕运与河道的官职不包括在内）。其中，山东、山西和河南三省的情况尤为特殊，由于它们地理上靠近京师，朝廷没有设置总督，而是由巡抚同时承担军政事务，成为这三省的最高长官。

虽然这三个省的巡抚没有总督的正式头衔，但他们的实际权力与总督无异，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与其他省份的巡抚相比，这三省的巡抚地位尤为突出。清代官制规定，总督和巡抚的职责不同，总督一般不干涉地方民政事务，而巡抚则不应涉及地方军政。因此，这三省的巡抚，虽然名义上没有总督的身份，但实际上充当了总督的角色，这使得他们的职权和地位与众不同。

雍正时期，山西的绿营将领与巡抚之间曾因权力冲突发生过矛盾，绿营的将领并不愿意听从巡抚的指挥，因为按照当时的官制，绿营将领由总督负责，巡抚并无权干预。为了应对这一情况，雍正帝下令，山西巡抚的职务可以兼任提督，此举改写了山西省的军政体制，使得山西巡抚能够直接指挥各镇总兵。后来，山东和河南的巡抚也获得了提督衔，成为了各自省份的最高军政长官，因此，这三省的巡抚地位显著提高，被列入了第一档。

对于江苏、浙江、安徽和江西四省，其经济与文化地位在清代尤其突出，堪称四大富庶省份。以今天的广东省为例，清代时其经济实力并不及江苏，甚至连安徽、江西都要更为富裕。以乾隆时期为例，江苏的赋税收入接近920万两，浙江为470万两，江西与安徽分别为320万两和310万两，四省合计约为1920万两，占全国总税收的接近一半。而在文化方面，四省的贡献也远超其他省份，2万多名进士中有80%来自这四省，合计的状元、榜眼、探花人数也占据了绝大部分。清代十分看重科举制度，四省培养了大量人才，这使得四省成为朝廷关注的重点。

除了经济和文化优势外，江南地区由于士人对明朝的怀念情绪较为强烈，对清朝政府的施政措施存在较多不满，朝廷对这一地区也格外谨慎。康熙和乾隆帝多次进行南巡，目的之一便是拉拢和安抚江南的士人和民众。江浙两省的巡抚地位较高，选任时通常较为严格，初任者通常不会被派往此地。江浙巡抚的仕途较为顺利，许多人能够顺利晋升为总督。而安徽、江西的巡抚，虽然也在乾隆年间获得了兼任提督的权利，其地位和权力得到一定提升，但整体而言，其地位仍不如江浙的巡抚。

相比之下，广西、贵州等四省的巡抚则相对较为低调，这些省份经济较为贫困，赋税收入常常无法自给，还需要其他省份的财政支持，尤其是贵州和广西。贫困地区往往治理难度较大，百姓难以管理，同时这些省份还常发生民变。对于这些省份的巡抚来说，他们不仅在官位上低人一等，且个人经济收入也相对较少，政治影响力也远不及富庶省份。因此，这些省的巡抚通常排在第三档。

在清代的官制中，“督抚同城”的情况也比较常见。不同省份的总督和巡抚通常都驻扎在同一城市，如广东总督与广东巡抚同驻广州，湖北总督与湖北巡抚同驻武昌，福建总督与福建巡抚同驻福州，云南总督与云南巡抚同驻昆明。虽然总督和巡抚各自负责不同事务，但由于总督的品级较高，且一般为旗人，其地位常常占据绝对主导。巡抚在与总督同城的情况下，原本就有限的军政权力被进一步削弱，甚至民政事务也受到总督的监视，使得巡抚很难有独立的操作空间。历史上，督抚同城常常导致总督权威高于巡抚，直至光绪晚年才开始裁撤这种设置，改为由总督兼任巡抚。

这篇分析是御史个人的观点，尽管尽力做到准确，但难免存在疏漏和不准确之处，敬请读者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