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特赦1959》中的许多战犯，都是以真实名字呈现的。例如，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第一批特赦的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宋希濂、杨伯涛、陈长捷、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等十位人物，均未使用化名。这些人的身份与历史背景都非常清晰，并且大多数有着重要的军事职务。

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总共有三十三人，其中二十三人来自于抚顺等地的战犯管理所。例如，溥仪的经历便一直与抚顺密切相关，他也是在那里的战犯管理所度过了多年。

《特赦1959》中的故事主要发生在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几位使用化名的战犯，其历史原型也能通过史料推测出来。比如，蔡守元的历史原型是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三兵团的中将司令张淦，叶立三则是莱芜战役中被俘的七十三军中将军长韩浚，刘安国则是在军统时期晋升为中将，并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尽管他们在电视剧中使用了化名，但根据史料追溯，他们的真实身份不难辨认。

而关于战犯管理所所长王英光的历史原型，我们查阅了相关资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王英光的原型人物与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有过合作，他们一起参与了一部著名电影的拍摄。这部电影的情节基于真实历史改编，电影中有许多真实的细节，尤其是在为徐远举写的悼词中，展现了极为深刻的情感，尽管也有些许不全面之处。

在这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文强提到，他与王英光的历史原型姚伦合作拍摄了这部电影。文强在《口述自传》中满怀深情地回忆道：“姚伦是俄国留学回来的人，现在已经从公安部退休了，他和我曾一起拍过电影，成了很好的朋友。”那部电影名为《决战之后》，由邱行湘外甥黄济人编写，姚伦担任了电影的唯一顾问，而文强则没有正式署名，尽管他在电影中以真名出现。

文强在这部影片中的戏份不少，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他比姚伦更了解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事情——姚伦离开了，而文强则在那儿呆了二十六年半。文强与黄维在功德林送走了许多“同学”，虽然我们无法得知这些战犯的心情如何，但可以想象，这些离开的将军们内心的复杂。

其中，徐远举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不像周养浩那样擅长伪装，他在重庆被关押时便主动交代了罪行，还鼓励沈醉和周养浩也要诚实交代。在《特赦1959》中，他并没有像剧中所示那样顽固不化，实际上他积极配合改造，并多次代表待特赦的人员发言，甚至沈醉认为他会出现在第三批特赦名单上。尽管他在监狱中积极改造，然而，他却始终未能获得特赦，直到1973年1月去世，终究未能迎来那一天。

徐远举并不像剧中的角色那样顽固不化，反而是主动交代自己罪行的典型。他在1959年得知要开始特赦战犯的消息后，激动地与杜聿明、康泽、王耀武等人分享这个消息，但他也意识到，特赦并非一蹴而就，而且还要根据不同批次逐步实施。他十分冷静，并推测出第一批特赦名单上，必然会有杜聿明、宋希濂和王耀武的名字。尽管如此，他依旧未能出现在名单上，这让他感到极为愤怒。徐远举并不认为通过认真学习和努力改造就能消除他过去的罪行，因为他深知，特赦与他所犯的罪行并非等价。

徐远举深知自己的罪行不可抹去，尽管他在监狱中曾写下《我的罪行实录》，并表示对自己曾经的暴行深感悔恨，但这并未改变他对特赦的渴望。尽管如此，他与文强的命运却大不相同。文强在监狱内坚持不认错，而徐远举则早早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两人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相伴多年，直到徐远举因健康问题去世。

徐远举去世后，依照惯例，战犯管理所为他举行了告别仪式，文强根据自己的记忆写下了悼词：“徐远举的所作所为是大家皆知的，但他的罪行并非单一行为，而是特定阶级和集团的产物。他所犯的罪行已经向人民交代，值得大家怀念和学习。”文强与姚伦的合作，不仅体现在电影拍摄中，也在徐远举的悼词上得以体现。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徐远举是否能在特赦后选择继续留下或离开，始终未曾得知。

这一切也引发了我们对于如何合理处置像徐远举、周养浩这类双手沾满烈士鲜血的战犯的深刻思考，是否他们的最终结局应当更为全面和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