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因遭贬谪被任命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流放至远离京师的惠州。初到惠州时，苏轼的生活相对平静，环境优美，使他产生了终老于此的念头。然而，好景不长，到了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再次遭遇贬谪，这一次被贬至海南的琼州，并被安排居住在昌化。当时的海南岛环境极为荒凉，荒芜人烟，药物也十分匮乏，几乎无人愿意长期居住。许多昔日的名臣因被贬谪至此而终老此地，甚至丧命。究竟是谁在背后暗中操作，欲将苏轼逼至死地呢？

一、苏轼的挚友

迫害苏轼的人，名叫章惇，字子厚，原籍建州浦城。他出生于一个有着显赫背景的官僚家庭，才智过人，博学多才，个性刚烈。1057年，章惇考中进士，他的族侄章衡也成功中了进士，且名次比章惇还高。章惇对此非常耿耿于怀，竟然丢掉了诏书，回到了家乡。1059年，章惇再次参加科举考试，终于取得了状元般的成绩，以一甲第五名的成绩出榜，并被任命为商洛令。两年后，章惇结识了当时的年轻才俊——苏轼。两人一见如故，迅速成了好朋友，彼此推心置腹，成为深厚的挚友。

1061年，苏轼在制科考试中一举夺魁，得到了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的任命。京城之内，苏轼与章惇再次相遇。两人由此成为了同事，并更加亲近，友情更加深厚。常常一起外出游玩，互相交流心迹。有一次，章惇躺在床上休息，恰巧苏轼来访，便俯身摩挲章惇的腹部。章惇半开玩笑地问：“你说这里面有什么？”苏轼答道：“这里面全是谋反的家事。”章惇听后大笑。由此可见，两人之间的情谊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友谊，彼此间的亲密无间也体现了他们之间的深厚感情。

二、施救苏轼

然而，尽管两人在私下里关系如此深厚，但在政治上，两人的立场却出现了巨大的分歧。1069年，在李承之的推荐下，章惇得到了王安石的推荐，进入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开始参与新法的制定工作。王安石对章惇的到来非常高兴，认为这是自己早已期待的良才，迅速安排他参与变法的事宜。与此相反，苏轼却始终持反对态度，公开反对新法，甚至因此遭遇了朝中官员的弹劾，最终牵涉进了著名的“乌台诗案”。在此期间，章惇担任了知审官院和翰林学士的职务，并在第二年被任命为参知政事。

当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时，章惇并没有袖手旁观，反而为其奔走营救。他向宋神宗陈述，仁宗皇帝曾视苏轼为国宝，而如今苏轼却被囚禁在牢狱之中，恐怕日后会有人指责皇帝“听信谗言，误伤忠良”。在章惇及其他一些官员的力挺下，苏轼终于获得释放。此后，章惇还特地写信慰问苏轼，苏轼对此非常感激，回信表示感谢，称“平生唯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可见苏轼将章惇与其兄苏辙并列，视为自己最信任的朋友。

三、反目成仇

然而，不久之后，苏轼与章惇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085年，宋神宗去世，太皇太后高氏暂时听政，新党势力受到打压，而旧党则重新获得了权力，朝廷内外的政治斗争愈发激烈。此时，苏轼得到提拔，官至翰林学士，而苏辙也成为了尚书右丞。经过一场争斗后，章惇被逐出朝廷。1093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继位，章惇重新回到了朝廷，并开始对旧党进行报复打压。

在苏轼的贬谪过程中，章惇发挥了关键作用。当苏轼被贬到惠州时，虽然生活环境较为宁静，他在那儿写下了《纵笔》一诗，诗中传达出他对现状的某种豁达态度。此诗传入京城，章惇大为恼火，愤怒地说道：“苏子瞻竟然如此安逸快乐！”于是，苏轼又被贬到了更为荒凉的海南。直到1100年，宋哲宗去世，宋徽宗即位，章惇也因政治原因被贬，而苏轼终于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解脱。尽管两人未曾再度见面，但苏轼仍然给章惇的儿子写信，表示“过去的事情已无必要再提，唯有从未提及的事，才更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