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金·中国——中国青铜文明的兴起与繁荣”展览现场。 （记者 郝钟毓 实习生 郝雨辰一 摄）

■记者 张潇

来自全国17个省（市、区）共51家文博单位的341件（套）青铜器及相关文物，是近年来国内涉及夏商周三代青铜器数量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的一次展示——即将于5月18日在陕历博本馆第五展厅开幕的“吉金·中国——中国青铜文明的兴起与繁荣”展（以下简称为“吉金·中国”展）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兴趣。

展览有何特色？展现怎样的文化内涵？5月15日，记者进行了探访。

据介绍，按照“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这个逻辑，展览分为三个单元。第一单元“技术·潮流”，重在阐述青铜器的概念和制作工艺，勾勒中国冶金技术在受外来技术影响下加速发展，并与中原传统陶礼器结合创制出中国特有的青铜礼器，进而发展为彰显权力和身份地位的青铜礼器群的过程。第二单元“中心·四方”，分别从夏、商、周三代都城的“中心”层面和三代王朝所控制或影响的“四方”层面，体现社会的复杂化进程以及青铜器在其中的重要作用，阐释王朝文明逐渐影响四方的中华文明发展道路。第三单元“礼乐·中国”，阐释了青铜器所蕴含的祭天、崇祖、尊王这“礼之三本”的深厚思想，展现了以青铜礼器为主要载体的礼乐制度与礼乐文明的渐趋形成。不仅对夏商周三代时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的演进进行了具体而生动的阐释，还通过对文物的多维度解读，回应了大众对考古最新研究成果的热切关注。

“这是我们馆系统转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目的的‘早期中国’系列展览的第三部及收官之作。展览标题取自青铜器铭文中的‘吉金’‘中国’，旨在突出体现青铜器在早期王朝国家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展现吉金铸国、礼乐中华的宏大主题。”陕历博馆长及策展人庞雅妮告诉记者，“吉金·中国”展在时间上接续的是“彩陶· 中华——中国五千年前的融合与统一”展和“玉韫·九州——中国早期文明间的碰撞与聚合”展，在前两部分别以彩陶和玉器为视角叙事的基础上，选择以青铜冶金技术和青铜文明的发展为视角，探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以铸铜技术为代表的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不断汇聚，不仅催生出中国独特的青铜文明，也使夏代文明跃升至王朝文明阶段。由青铜技术所引发的这种革命性变化，不仅影响了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格局，也奠定了后世中国礼乐文明的坚实基础。

吉金二字何来？策展人之一的陕历博工作人员胡中亚娓娓道来。在采集石材或玉料的过程中，原始先民偶然发现了铜矿石的存在。夏商时期，人们在矿山附近先对开采出来的共生矿石进行粗炼，再将炼好的粗铜运至都邑附近的作坊，按照一定比例添加锡和铅等金属，继而得到青铜。当时的人们将粗铜称为“金”，而将配比好、可直接用于铸器的铜料称为“吉金”。后来，“吉金”也被用来泛指各种青铜礼器。

“我们选取了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青铜器，以展现青铜文明的发展。周人将礼制与音乐紧密结合，形成了一套以乐悬制度为核心的礼乐制度，以编钟、编磬为代表的金石乐器成为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展览中将西周早期三件一组的青铜编钟与西周晚期八件一组的青铜编钟放在一起，展示礼乐制度的逐步完善。”策展人之一的谷朝旭博士进行了进一步解读，比如商代中晚期之际的九件一组的青铜礼器均为酒器的组合，西周时期十三件一组的青铜礼器则为食器、酒器和水器的组合。从商代的“重酒”组合到西周的“重食”组合，成组、成群青铜礼器的出现，反映出祭祀场面的庄严、过程的繁复，也是中国礼乐文明开始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