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历史学家们在研究全球各地的文明时发现，早期人类社会普遍信仰着一种“至上神”。这种神通常被认为是宇宙的创造者和天地的统治者，具备全知全能的特性，且拥有独立的个性，却又无形无踪，类似于现代西方一神教中的“至上神”。

所谓的一神教，是指信仰中仅崇拜一个神明的宗教，与多神教相对立。最典型的一神教宗教包括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在这些一神教中，所谓的“至上神”通常具备绝对自由和高度个性，是宇宙秩序的最高主宰，像基督教中的“耶和华”便是这样一位神明的典型代表。

然而，问题就在于：尽管世界各地几乎所有文明都拥有“至上神”信仰，甚至西方至今仍然信奉“耶和华”等神明，那么，为什么中国却没有形成一神信仰，甚至连多神信仰都较为薄弱呢？

更远古的历史，因缺乏相关资料，现在已难以考证。不过，得益于甲骨文的出土，我们对于商朝的信仰有所了解。商朝的甲骨文资料显示，除了自然神和祖先神之外，商朝也曾信仰“至上神”，但这一信仰形式与我们熟知的“一神教”大相径庭，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首先，商朝的至上神是“上帝”。孔子曾说过“周因于殷礼”，而《尚书》则写道“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因此，商朝的“上帝”被视为至高神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利玛窦在翻译圣经时，将西方的至上神称为“上帝”，然而《尚书》中的“上帝”和西方一神教中的“至上神”其实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这也导致了今天我们使用“上帝”这一词汇时常常感到些许不自然。

史书中对商朝上帝的记载得到了甲骨文的有力支持。现代甲骨学专家董作宾指出：“综合殷代的宗教信仰，认为帝（即天帝、上帝）是至高无上的神。”胡厚宣也曾提到：“武丁时代的卜辞中称帝的记载极多，实际上指的是殷人信奉的天神，具有强大权能。”这些证据表明，商朝人坚信上帝是天上最为强大的神灵，能主宰祸福降临、改变人间命运。

其次，商朝的上帝具有人格特征。《尚书》中常用“帝”和“天”互换的表述，东汉学者郑玄解释说：“上帝即是天的别名，神没有二主。”因此，“上帝”也被称为“天”。当我们今天说“老天爷”或“苍天”等，其实正是这种古老崇拜的遗留。此外，甲骨文中“天”、“上”、“大”这些字眼都有与人类形象相关的意象，这表明商朝的上帝是一个具有人格的神明，能够主宰天灾人祸、季节变化、战争胜败等事务。正如郭沫若所言：“凡风雨、祸福、年岁丰歉、征战成败、城邑建设，都由上帝掌控。”

然而，商朝人并不祭祀上帝，虽然商朝的上帝拥有无上权力，能支配所有吉凶祸福，但甲骨文显示，商人并不向上帝祈祷，也不举行祭祀。近代甲骨学研究者指出，商朝并没有祭祀上帝的传统，像胡厚宣就明确表示，“商朝没有祭祀上帝”。关于商朝为何不祭祀上帝，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有学者认为上帝与统治者并无直接血缘关系，因此商人并未将上帝视为直接的保护神；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上帝至高无上，不受人类行为的影响，无论祭祀与否，都不能改变上帝的决定。

商朝人对上帝的态度，或许正是源于这一信仰体系的特殊性——上帝虽高高在上，却无法通过祭祀来影响或改变。对商朝人来说，敬畏上帝的同时，却不必过于依赖或热衷于祭祀。上帝并非商朝人直接的保护神，祖先神才是他们所信奉的主要神明。中国人何时开始不再祭祀上帝，或许始于商朝，或许从更早的颛顼时代的“绝地天通”开始，具体时间已无法考证。

最为关键的是，周武王推翻商朝后，周人对商朝的宗教信仰进行了深刻的改革。这场改革的核心之一，便是对“上帝”观念的根本转变。周人逐渐淡化上帝的人格特征，强化其自然属性，强调人类的作用，并提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理念，即天命的变化不在于祭祀与否，而在于人类的德行。

经过这一变革，上帝逐渐从具有人格的神明转变为无形无象的“道”，这一“道”不再具备喜怒哀乐等人类情感，而变成了无情的天道。与其有关联的，只有“是否具德”这一标准。祭祀和祈祷都无法改变天命，真正的关键在于是否具有德行。

周人并没有彻底否定上帝，而是采取了“敬鬼神而远之”的策略。虽然周朝仍会在冬至举行祭天大典，但这种祭天仪式的意义已经远离了宗教崇拜，而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传统。通过将上帝的神性剥离，周人最终形成了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并发展出“道”这一超越神明的哲学理念。正如老子所言：“道在帝先”，即道生万物，既包含神灵，又孕育人类，人与神的关系平等，不再有崇拜的需要。

与中国的这一发展路径不同，西方的“至上神”并未“退位”，而是逐渐发展为一神教的核心，成就了以神为本的宗教体系。可以说，从社会进化的角度来看，摆脱至上神束缚的中国，显然在某种程度上走得更为前沿。

令人困惑的是，尽管中国经历了商周之际的巨大变革，经过漫长的动荡与演进，逐渐提出“以人为本”的哲学观念，但在古希腊神话盛行的时期，为什么中国的思想家突然提出了“以人为本”这一全新的观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