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代末代皇帝，大多数都未能善终，而溥仪作为清朝最后一任皇帝，命运充满了不幸与幸运的交织。1959年，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改造，溥仪获得了公民身份，彻底完成了从皇帝到普通公民的身份转变。在改造期间，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下了自传《我的前半生》，这部回忆录详细记录了他作为末代皇帝的悲剧与喜剧，以及他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心路历程。

1964年，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鼓励下，《我的前半生》获得了出版的机会。此书一经问世，便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并在市场上大受欢迎，为溥仪一家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尽管溥仪在1967年因病去世，但这本书的版权纠纷却为他留下了不少后续的纷争。

溥仪于1959年12月4日获得特赦，这一消息令他无比激动，他在宣布的瞬间忍不住泪流满面，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特赦后，他的身份从政治犯转变为普通公民，党和政府也对他的生活给予了关怀。一次在宴会上，周总理对溥仪说道：“考虑过结婚没有？你没有妻子，也没有孩子，真的成了孤家寡人。”毛主席则笑着补充道：“皇上可不能没有娘娘啊，重婚是可以考虑的，但要好好挑选。”这番话激起了溥仪对新生活的希望，他开始考虑再婚的可能。

1962年，周振强在政协上班时，手中拿着一张女性的照片，询问朋友是否有兴趣。溥仪看到后，对照片中的女子产生了兴趣。得知她是一位医务工作者时，溥仪开始对她产生好感。他在改造期间曾希望出狱后从事医生工作，因此渴望妻子也能从事医学相关工作。经过周振强的安排，溥仪与李淑贤见了面。初次见面时，溥仪表现得很绅士，他主动伸手与李淑贤问好，点了咖啡和牛奶，并礼貌地询问李淑贤的喜好。两人简单交流后，溥仪看到李淑贤手中拿着一本医学书，便主动拿起翻看，并自豪地说自己在改造期间学习过中医。溥仪谈到自己学过量血压等医术时，李淑贤并未打断他，表现出真诚的倾听态度。最后，溥仪略带遗憾地提到两人的年龄差距较大，可能不太合适。李淑贤则表示：“只要感情好，年龄就不是问题。”这句话为溥仪带来了希望，并激发了他对未来婚姻的信心。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两人终于在1962年4月30日结婚。

婚后的生活，尽管溥仪健康状况不佳，但他始终关心照顾李淑贤，两人感情和睦。然而，1967年10月，溥仪因病去世。李淑贤在丧夫后并未改嫁，但她很快因《我的前半生》的版权问题，与人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官司。

《我的前半生》是溥仪在改造期间写下的“反省笔记”。在1960年，公安部批准群众出版社将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油印本《我的前半生》印制成“灰皮书”，供内部传阅。这些“灰皮书”基本保留了原始内容，少量做了修改。为了加快出版，出版社决定找人帮助整理书稿，最终这个任务落在了李文达身上。李文达当时是群众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具有很强的文字功底，适合协助溥仪修改书稿。为了确保书籍质量，李文达和溥仪密切合作，溥仪口述，李文达做笔记，夜晚熬夜整理修改。经过三年的努力，最终《我的前半生》得以完成并送交审查。书籍出版后反响热烈，销售量非常高，出版社也支付了与溥仪相同的酬劳，二人各自获利五千元。

然而，1984年，李淑贤未经李文达同意，将《我的前半生》的电影版权出售给了香港一位导演。这一行为激怒了李文达，因为他认为自己与溥仪共同创作了这本书，享有版权。李淑贤则以溥仪遗孀的身份，宣称自己是《我的前半生》版权的唯一合法继承人。于是，双方展开了长达十年的版权之争。

在1995年，法院作出判决，认为《我的前半生》的版权归溥仪所有，李文达仅作为组织派出的助手，并不具有合作关系。李文达虽然已去世，但他的家人对判决结果不满，提出上诉，结果未能改变。李淑贤赢得了官司，但也在次年因病去世。然而，《我的前半生》的版权问题并未就此终结。2007年，溥仪的弟弟溥任将该书的版权转交给同心出版社，引发了群众出版社的反对，认为溥任没有版权继承权，向法院申请确认该书为“无主财产”。法院最终判定，李淑贤为唯一法定继承人，而《我的前半生》在其去世后成为无主财产。

关于《我的前半生》著作权的归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李文达仅是协助修改书稿的编辑，并未与溥仪有直接的合作关系，因此法院认定他不拥有版权是符合法律的。而李淑贤作为溥仪的合法妻子，理应享有版权的继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