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书籍中，大家都知道清朝有一位著名的贪官——和珅。作为皇帝身边的宠臣，他的贪婪程度令人震惊，几乎所有的财富都被他吞噬，明面上的收入和暗中的积累数额庞大，令人瞠目结舌。

和珅之所以能够成为这样一位庞大的贪官，除了背后有皇帝的撑腰，使得他可以在公开场合毫不掩饰地收受贿赂外，还与清朝的官员收入管理制度密切相关。这个制度使得许多官员在有了较为丰厚的收入后，可以在外行贿，这也让一些地方的知府年收入竟然能够达到几十万两白银。

满洲人入关建立了清朝后，继续沿用了明朝部分的官吏考核录用制度，其中包括按官职级别发放俸禄。这一做法保持了较长时间，但有一个问题是，清朝的官员俸禄远低于其他朝代。康熙帝为了稳固朝政，对官员的收入做出了宽松的管理，并且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忽视其腐败行为。这种“养廉”的政策实际上为官员们提供了投机取巧的机会，使得腐败成为了日渐严重的隐患，甚至埋下了清朝衰落的种子。

正是因为皇帝这种默许的态度，才使得朝廷官员的“隐性收入”逐渐成为了一种“合法”的行为，甚至在民间流传出一些关于买卖官职的故事。那时，官员们对自己的职位都开出了明确的价格，将官职分为最要缺、要缺、中缺、简缺四个等级。例如，在晚清时期，有215个府衙，其中29个被划定为“最要缺”——这些位置的官员直接由皇帝任命，既能稳住心腹，又能拉拢大臣。

清朝的官员为什么如此贪婪？他们的开销真的那么大吗？事实是，清朝的官员除却家庭的基本开销，往往还需要承担各种额外的支出。而且除了政府发放的微薄俸禄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补贴和福利。职位越高，支出就越多。

这些额外的支出包括雇佣幕僚、支付师爷、为武将训练士兵和奖励士兵等。如果遇到皇帝外派，甚至需要通过飞马传递紧急书信时，所经过的驿站费用也得由官员自己掏腰包。甚至在执行公务时，文官和武官的各种差旅费用，都需由他们个人承担。庞大的开支常常让官员们陷入财务困境，这也促使他们想尽办法捞取额外收入。渐渐地，各种不正之风在官场上屡见不鲜。

虽然皇帝明知官员们面临的财政困境，但为了维持国家财政的稳定，他假装不知情。据估算，当时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年开销高达六万两银子，而他的年俸仅为一万八千两。为了弥补这个巨大的缺口，曾国藩只得从下级官员那里“索取”不小的款项。对于这些收取方式，虽然不合规，但其合理性被深深植入了官场的文化。

官员们所收的额外费用被称为“陋规”，其中包括部费（使费）、钦差费、敬、三节两寿等。其中，部费是指地方政府与县级政府之间的交际费用，通常地方政府会在这方面向县里索取一笔好处费，县政府则称之为使费。而钦差费则是地方官员向来巡视的钦差官员赠送的费用，这项费用逐渐从物品变成了银票，官员通过这种方式交换利益，达到“互惠互利”的局面。

此外，官员之间的交往中，给“敬”也是必须的。外地官员每年都要向京官送上礼物，包括“别敬”、“冰敬”和“炭敬”，不同的礼物根据季节而定。三节两寿则是指官员们在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重要节日，以及自己和配偶过生日时需要送礼。不同官职的官员按规定有固定额度和规格的礼物，如果下级官员不按规矩行事，往往会遭到排挤。

然而，这些“礼物”往往来自于下级官员的辛苦收入，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身份地位，不得不想尽办法增加收入。例如，知府的年俸仅为105两银子和105石大米，按理说，这点收入无法支撑其所需的开销，所以他们便开始通过“浮收勒折”手段巧立名目，压低百姓的价格，从中获取差价，或是将实物变成现金，从中捞取利润，最终受害的还是百姓。

巨大的诱惑促使商人也开始涌入官场，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一位浙江商人看中买官发财，便和朋友合资共同捐钱买官。通过合理分配，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三年后，由于贪污行为被革职，但他们早已赚得盆满钵溢，所有的投资成本早已收回，赚得的钱足够安度晚年。

这种现象也导致了当时流行的“宁愿做县官，也不做高官”的说法。县官可以轻松获得巨额收入，而大官却需面对更多的责任和压力。“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成为了民间流传的歌谣。清知府的收入，虽然名义上是清廉，但实际上通过种种手段，知府收入丰厚，每年能轻松赚取白银十万。

特别是税务重镇的知府，他们的收入更是不可估量。例如四川的夔州知府，得益于夔州的地理优势，每年能从商税中获得丰厚的收入。据史料记载，夔州知府年收入超过二十万两银子，而其他地理位置优越的州府知府也通过类似手段赚取大量灰色收入。

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政府逐渐认识到这些陋规的存在。雍正时期，雍正帝曾尝试进行改革，决定将这些收入用于增加官员的俸禄，以减少腐败。然而，由于改革措施未能彻底执行，朝廷中的腐败现象愈加严重，最终成为了不可避免的现实。

到了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干脆表示：“本朝无名臣，也不需要名臣。”他对官场的腐败视若无睹，官员之间的贪污已经成为一种公然的潜规则，导致民间不满。整个官场形成了一种风气：无论官职高低，只要做官，就必然为自己谋取私利。最终，清朝官场的腐败不仅成了历史的遗憾，也为后来的衰败埋下了根源。

要改变这一现象，除了完善制度之外，更需要从根本上约束人们的贪婪之心。只有当人们不再沉溺于贪欲，腐败才有可能被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