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尚书》记载，周公东征时，他对投降的殷商贵族说道：“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其中“有典有册”意指已经有了用于记录的书籍和文献资料。这一说法引发了对商朝书写工具及其文献的深刻探讨。

史书中还记载，伏羲、神农、黄帝的相关书籍统称为《三坟》，而记载尧、舜、禹等事迹的则是《尚书》。夏朝的占筮方法有《连山》，周朝则有《周易》，商朝则有《归藏》等典籍。这些记载表明，不仅商朝已有“典籍”，实际上夏朝甚至五帝时期可能也早已有类似的书籍和记录。然而，问题在于史书记载秦朝的蒙恬才首造毛笔，传统认识认为春秋时期才有竹简和木简，那么商朝如何能有“典籍”呢？

通过甲骨文研究可以发现，商朝的书写系统远超我们的想象，绝不仅是我们通常认为的那么原始，也许这也解释了为何我们没有找到夏朝的文字。考古学家发现，商朝的书写方式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甲骨文，另一种则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金文。而更为令人吃惊的是，商朝的日常书写竟然使用了“毛笔字”。

关于毛笔的起源，晋朝的崔豹在《古今注》卷下《问答释义》中记载称“蒙恬始造，即秦笔耳（即用兔毛、竹管制成的毛笔）。”唐朝李瀚在《蒙求》一书中也提到“蒙恬制笔，蔡伦造纸”。这些记载似乎让我们认为毛笔是在秦朝才有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已有证据表明，毛笔的历史至少已有4000多年。在石峁古城、陶寺遗址的发掘中，就发现了与毛笔书写相关的痕迹，尤其是在陶寺遗址中，发现了清晰的两个毛笔字迹，其中右边是“文”，左边则未解，可能是“尧”或“邑”，或是其他。

商朝时期，毛笔的使用更为广泛。殷墟曾出土一件大理石戈，上面刻有毛笔字；还发现过一把玉戈，上面有朱砂写成的11个字，这些都是商朝人用毛笔书写的直接证据。此外，甲骨文中有些边缘残留的朱砂痕迹，表明一些甲骨文是先用毛笔写好，再用刀刻的。而一些甲骨文没有刀刻痕迹，而是有朱砂痕迹，这或许意味着这些甲骨文是在“先写后刻”，或是用于“练习”的工具。

进一步研究发现，甲骨文中的“书”字、“史”字（其中有的解释认为“史”字与书写相关）以及“聿”字，都反映了当时的书写方式。特别是“聿”字，是“笔”的象形字，表示手持笔的形态。通过这些字形，便能看出商朝时期确实使用了类似毛笔的书写工具。

根据这些考古证据可以得出，商朝的确使用了毛笔及竹木简来进行书写，而秦朝的蒙恬所做的，最多也只是对毛笔进行了改良，类似蔡伦对纸张的改进。虽然商朝的竹木简由于易腐朽没有被大量发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事实上，甲骨文中的“册”字，就是竹木简编成册的象形字，与后来的周代简书的形式一致；而“典”字则是双手捧书的形象。甲骨文还记录了商朝存在一个叫“作册”的官职，职责是负责竹木简书的书写，记录国内外事务。西周时期也有类似职位，称作“内史尹”或“作册尹”。

从这些证据来看，商朝不仅使用了毛笔，而且已经进入了竹简和木简的书写时代。甲骨文、金文和竹木简文书共同证明了商朝书写工具的高度发展。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疆域广阔的大帝国，商朝如果没有一套高效的书写系统，恐怕难以维持其有效的统治。

尽管竹简文书容易腐朽，考古学家未能发现更多证据，但这并不意味着商朝的竹简文书系统不存在。从史书记载来看，商朝有“典有册”，可见中国史书的可信度极高。竹简书写的出现，可能比商朝时期还要早，这也能解释为何夏朝的文字至今未能找到。竹简虽然容易腐朽，但它低廉的成本和高效性使其广泛使用，并成为古人记录历史的重要方式。通过竹简的传承，我们今天得以了解三皇五帝和其他历史事迹。因此，历史上的许多上古事件，或许并非完全口口相传，而是通过竹简记录并世代传承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