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官府采取了多种手段来教育官吏忠于君主、孝顺父母、廉洁奉公、宽仁爱民、勤政为民等德行，旨在促使官员们践行这些德行。汉代的官德教化具有鲜明的特点和保障机制，下面我们将分析其特征和保障机制。

首先，汉代官德教化的内容丰富，涉及多个方面，且相互补充。汉代的官德教化包括忠君、孝亲、廉洁、奉公、宽仁和勤政六个方面，可以说内容极为广泛。每一项德行都涵盖了深刻的意义和要求。例如，忠君不仅仅是单纯的效忠，还包括了在危难时舍身为主、坚守职责等细节。汉代统治者从建立之初就强调对忠君德行的教化，尤其注重忠诚于刘汉政权，不受外族干扰。孝亲方面，汉代更注重养老、尊敬长辈、守丧等方面的礼仪，甚至创新性地提出“移孝作忠”，将孝亲与忠君结合，为历史上首次将忠孝合一的教化理念落实。廉洁方面，汉代要求官员从内心到行为都要保持清廉，不收贿赂、无私奉公，只有这样才能赢得百姓和下属的信任。奉公要求官员公正廉明、无私奉公，以求公平正义。宽仁则强调官员不仅要关爱民众，还要采取措施改善民生。勤政要求官员要有高度责任感，不仅要勤政，还要敬业、精通政务。

汉代的官德教化方式不单单是空洞的说教，而是通过实际措施来落实。例如，汉代会对那些在忠孝廉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官员进行升迁、赐爵等奖励。对忠诚的官员通过升官进爵等手段表彰，以此激励更多官员追求道德的高标准。此外，汉代还通过物质奖励，如赐金、田宅、增加食秩等方式来激励官员，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让他们更好地专注于官德修养。同时，精神奖励也同样重要，如为有德官员立祠、画像、安排专门的仪仗等，综合运用物质和精神激励，提高官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此外，汉代还将官德行为纳入法律体系，制定相应的法律来惩罚那些违背官德的行为。通过正面激励与反面惩戒的结合，汉代确保了官德教化得以贯彻实施。

汉代官德教化具有显著的时间持续性，贯穿整个汉朝的统治时期。从汉初的高祖刘邦时期，汉代便开始重视对官员的忠孝廉德行的培养，并且不断强化这一政策。例如，刘邦对那些忠诚于刘汉政权的官员给予特殊奖励，展现了汉代对忠君德行的特别重视。随着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学成为国家的主流思想，官德教化的力度进一步加大。至东汉初期，经过了汉朝政权更替后的政治重建，忠孝廉等德行的教化力度得到加强，尤其是“白虎观会议”后，“三纲五常”伦理体系的建立，为官德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进一步推动了官德教化的深入。

同时，汉代官德教化的渐进性也体现在教化内容的逐步扩展上。从最初的忠孝廉等基础德行，到后期对官员的宽仁、勤政等要求，逐渐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官德教育体系。奖励的形式也逐渐多样化，从最初的物质奖励发展到升官进爵、精神激励等多种手段，并且从中央扩展到地方，确保了整个社会的官德水平不断提升。

在不同德行的重视程度上，忠君和孝亲是汉代最为看重的德行。由于“移孝作忠”的理念，忠孝合一成为官员道德教育的核心。在汉初，政权并未稳定，中央权威受到诸侯王的威胁，因此对忠君德行的教育尤为重视。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忠孝的比例逐步增加，但汉代始终将忠孝并重，忠君与孝亲的教化相辅相成。

通过对忠君德行的多重奖励手段，汉代逐渐完善了官德教化机制。从最初的简单奖励，到后期的规范化、制度化，奖励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例如，汉武帝时期对忠臣的奖励逐渐规模化，而汉宣帝时则将这一奖励机制制度化，形成了多元化的官德教化体系。东汉时期，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忠君德行的奖励力度进一步加强，奖励的范围和规模逐步扩大，确保了官员忠诚度的提升。

为了确保官德教化能够顺利实施，汉代建立了系统的配套机制，包括以德为先的选官制度、严格的监察制度和奖励惩处并行的考核制度。特别是在选官制方面，汉代推行的察举制度为选拔人才提供了标准，孝廉成为官员选拔的核心要素。通过察举孝廉，不仅确保了官员的道德品质，也提高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总之，汉代的官德教化通过综合运用物质奖励、精神激励、法律手段等多种手段，形成了一个系统化的官德教育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对汉代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为后世的官德教化提供了借鉴，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选官与治国的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