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恢复中华传统，建立汉族政权。朱元璋在政制上表示，明朝制度“远稽汉唐，略有损益，亦参以宋朝之典。”这一理念成为了明朝官方长期宣传的政治口号。然而，在制度的构建上，明朝前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汉族传统，同时也借鉴了元朝和金朝的部分政治经验。

(一) 恢复理学

明朝的政治体制融合了汉、唐、宋以来的汉族政权经验，前期的政治生态中，君臣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明显的主从关系色彩。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初期，迅速且强力地确立了理学作为国家和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地位。他通过一系列政策恢复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并正本清源，端正了国家的意识形态。

南宋中后期，理学作为国家显学得到了推崇，并深深植根于朝廷与社会中。尽管在元朝，理学未能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但其系统性和严谨性，以及强调君权至高无上的核心思想，获得了元朝皇帝的认同。同时，元朝在恢复科举后，无法找到比理学更具体系化、严谨性与实用性的学术体系，因此理学成为元朝科举考试的法定内容。虽然理学并未在元朝的上层官僚中广泛推广，但它在基层官员中普及，影响了国家最基层的政治行为。明朝初年，理学的正统地位通过官方推动得到了迅速恢复，并成为国家政治运作和社会理念的主导精神。

(二) 祭祀孔子

元朝对孔子后裔早有册封，并多次指派官员前往曲阜祭祀孔子，这种祭祀带有宗教宽容的色彩，和元朝对佛教、道教主神的祭祀类似。元朝保持蒙古文化的中央地位，实施多元文化政策，并采取保持各民族特色的策略，尤其是蒙古族群始终拒绝汉化。孔子后代在元朝享有一定的经济特权，但儒学未能成为元朝的主流政治思想。

然而，随着明朝的建立，洪武元年，朱元璋在中央国学举行了盛大的祭孔仪式，并派遣使者前往曲阜。这一祭祀活动成为国家的制度化行为，并且每年春秋两季都按例举行。在洪武十五年后，随着全国郡县学校的建立，孔子的祭祀活动得以普遍实施。由此，孔子的庙学成为了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不仅传授儒家经典，还成为孔子祭祀的中心。从中央到地方，儒学成为治国理念的基础。朱元璋本人也非常重视儒学，并通过引入大儒教育皇子，进一步推动儒学的国家化与社会化。

(三) 广建学校

元朝时期，未设立统一的太学，分别设有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及回回国子学，这反映了元朝明显的家族式政治结构，这种制度未能为政权提供必要的人才支持，也为元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明朝成立后，朱元璋意识到教育对国家的重要性，于是广泛设立了中央国学、地方府州学及民间社学等多种学校，统一了儒学的教学内容，并明确了以儒家经典为主的教育体系。

洪武时期，学校系统的建设不仅恢复了儒学的教育传统，还使得从中央到地方的学术环境趋于统一。中央的国子监以及地方的学校纷纷推崇儒学经典，并培养了大量的儒士，进一步推动了儒学的普及。

(四) 科举选官

元朝虽然恢复了科举制度，但在选官方面并未形成完善的体系，科举录取人数很少，且科举并未成为官方选官的主要途径，更多地依赖身份背景而非才学。元朝科举的局限性造成了政治活力的缺失，最终加速了元朝的衰亡。

明朝初年，朱元璋通过征召、荐举与科举三种方式选拔官员。由于初期国家尚未具备普遍实行科举的条件，征召成为主导选官手段。随着时间推进，科举逐步恢复，并且开始注重选拔具有实际政治经验的官员。朱元璋深知科举选官的重要性，但也发现其中的不足，短短三年后，科举制度一度被中断。经过考量，朱元璋决定于洪武十五年重新恢复科举，并结合荐举，以此保持对官僚队伍的控制。

通过科举选拔的进士逐渐成为明朝官僚体系的骨干，尤其是在洪武后期和永乐时期，科举人才逐步占据了政权中心。这一制度的实施促进了儒学官僚的集体成长，并且对明朝政权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 废除宰相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并将其权力集中于中央，尤其在政权管理上采用了更加集中的君主专制。这一举措不仅增强了皇帝的权威，也摧毁了士大夫阶层原有的政治影响力。通过废除宰相，朱元璋有效避免了宰相权臣对皇权的威胁，并通过调整行政结构，防止了文官权力的过度膨胀。

《大诰》成为朱元璋加强皇权的一项重要工具，它不仅标志着国家权力的中央化，还通过礼义和法律两个方面直接影响了民众的行为规范。这种直接向民众发布的法令，进一步巩固了皇帝在社会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彻底削弱了士大夫的政治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