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济吉特·琦善是嘉庆、道光和咸丰年间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清朝大臣。尽管他在历史上有着一定的声誉，但其中大多是负面的，因为他曾在未经过正式上报的情况下，私下与英国签署了《穿鼻条约》，即后来的《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给英国。然而，本文并非聚焦于这一段屈辱历史，而是要重点讨论琦善的仕途历程。不得不说，在清朝所有的督抚官员中，如果琦善的晋升速度排在第二，那么便无人敢称第一。

博尔济吉特是蒙古族的姓氏，琦善的祖先曾早早归附于后金，家族被纳入满洲的正黄旗。在家族的支持下，琦善的家族享有显赫的地位，并因战功被赐予了世袭罔替的“一等侯爵”头衔。琦善的父亲成德也是一位大官，曾任热河都统。琦善便出生在这样一个显赫的满洲贵族家庭，他仗着旗人的特权，对学习不感兴趣，也不习武，始终认为凭借家族的影响力，自己总能获得一个官职。

事实证明，琦善的想法并非完全错误。成德去世后，琦善继承了父亲的侯爵头衔。根据清代的传统，拥有公、侯、伯等爵位的人可被选拔为将军、都统、副都统一类的高级武职。然而，琦善并未取得理想的职位。嘉庆帝在评估琦善时发现他能力平平，最后只能给他一个刑部员外郎的职务。

尽管琦善的职务不高，但刑部员外郎并不算低级，至少是从五品官员。若他能够积极努力，仍然有机会晋升为更高级别的官员，进入尚书或侍郎等重要职务。然而，琦善自从进入刑部后，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奋斗和提升。他对工作毫无兴趣，且无法适应刑部的高压环境。京城的六部中，刑部的工作最为繁重，因为它负责审核全国的重要案件，皇帝对此高度关注。清朝皇帝极为推崇仁政，因此在处理生死案件时尤其小心，稍有不慎便会陷入重大政治风波。

琦善不仅对《大清律例》不懂，而且还无法处理官场的复杂人际关系，经常引发麻烦。嘉庆十三年，琦善被调到朝审处，负责审核当年的死刑案件，结果他才工作几天，就被刑部尚书以“不懂规矩，胡乱行事”为理由给踢了出去。然而，这其实并非唯一的原因，根本问题在于琦善与其他刑部官员缺乏沟通与合作，常常成为别人设下的陷阱的牺牲品。尤其是一些汉人官员，他们认为琦善缺乏文化素养，经常排斥他，使他显得孤立无援。

琦善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决定改变现状。他花费了8000两银子请来了一位刑部的老书吏，向他请教部务。这一决定为琦善的仕途打开了新的大门。在这位书吏的指导下，琦善逐渐掌握了刑部的工作细节，进步显著。不久后，琦善便升任刑部郎中，短短两年后，又被提拔为通政副使，正式跻身京卿行列。

嘉庆帝注意到琦善的变化，并决定给他更多的机会进行历练。不到一年，琦善便从通政副使晋升为河南按察使，从此，他的仕途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琦善上任时，河南的巡抚是文宁。嘉庆二十一年，河南发生了几起冤案，按察使衙门上报后，文宁置若罔闻。琦善忍无可忍，毫不顾及上级的脸面，直接向京师上奏，揭发了文宁的失职行为。尽管一些军机大臣认为琦善以身犯险，破坏了官场的规矩，但嘉庆帝却站在琦善一方，决定派出钦差大臣调查此事，最终文宁被罢免。

文宁之后，河南的巡抚由和舜武接任。和舜武是一位清廉的满洲官员，但因治理黄河水灾不当，被琦善弹劾。嘉庆帝了解到和舜武的为官之德，虽然对他的失误表示理解，还是决定将他调任浙江，而琦善的名声因此再次水涨船高。

琦善因两次成功弹劾巡抚，在官场中引起了广泛关注，逐渐获得了更高的声誉。嘉庆二十三年，他被任命为江宁布政使，不久后调任河南布政使，并在次年成功升任河南巡抚，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封疆大吏。琦善的仕途并未因此停歇，几年后，他晋升为两江总督，达到了外官职位的巅峰。

此后，琦善曾先后担任过山东巡抚、漕运总督、四川总督等多个重要职务。道光十六年，他升任协办大学士，后又晋升为文渊阁大学士，成为文官中的顶尖人物。琦善在道光朝几乎无所不任，先后出任直隶总督、四川总督兼成都将军、陕甘总督等职位，堪称当时最具权势的清朝官员之一。

然而，琦善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朝政府将责任推给了两广总督林则徐，并任命琦善接替林则徐的职务。琦善与林则徐截然不同，林则徐主张强硬应对鸦片，而琦善则倾向于妥协。他在道光帝的支持下，暗中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给英国。这一行为令琦善声名狼藉，最终遭到道光帝革职，并被带回京师审问。

然而，这只是短暂的风波。没过几年，琦善便恢复了原职，继续担任大学士和总督等职务。到了咸丰时期，琦善并未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斗中立下显赫功劳，反而屡屡犯错，最终被夺去大学士职务。咸丰四年，琦善病死在军中，尽管如此，他仍被追赠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衔，并按总督级别享受葬礼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