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巡视制度是维护政权稳定与地方管理的重要手段，贯穿了整个朝代的历程。自唐太宗贞观八年首次派遣使臣进行巡视以来，历代皇帝都在不同名义下派遣使者巡视地方，成为一项基本的政治举措。

在唐朝的早期，巡视制度对政治稳定和吏治清明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在安史之乱后，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巡视制度对维持这一平衡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其影响不应被过度夸大。制度实施的效果不仅与整体设计相关，还与制度中具体的操作细节密切相连。

巡视官员的选任、特征、权限以及监察内容的变化，表面上似乎微不足道，然而通过深入探讨这些细节，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唐朝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运作方式、巡视制度的演变动因，以及实施过程中遇到的瓶颈。例如，监察官员的选拔标准与职能变化，便是深入研究这一制度的关键所在。

派遣使臣进行巡视作为唐朝巡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解决地方紧急事务或监督地方是否按时执行中央的政策。巡视不仅是皇帝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种手段，也体现了对地方管理的严格监督。因此，皇帝在选派巡视官员时非常慎重。陈明光先生指出，唐代派遣出巡的使臣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宦官出使，即“中官出使”或“中使”；另一类是朝官出使。与宦官相较，朝官出使的频率较高，且对地方的持续影响力远大于宦官，这些朝官后期也逐渐被纳入正式的监察体系。

在朝官的选择上，皇帝一般倾向于挑选具有政治经验或巡察专业背景的人。初期，如贞观年间，皇帝派遣了许多二品以上的高官进行巡视，例如李靖、萧瑀、杨恭仁、王珪等。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唐朝初期巡视官员多为高官，他们通常具备较强的事务处理能力、丰富的官场经验和广博的学识，能够更好地完成巡视任务。

这种高品阶官员的选择也有其特殊背景，唐朝初建时，地方长官的职级普遍较高，尤其是都督府的设立，许多都督的官职等级高达二品，因此只有派遣品阶较高的官员，才能有效地完成巡视工作，克服地方官员的傲慢和自恃。然而，随着中央政权的逐步稳固，监察制度也开始逐步改革。

到了贞观二十年，唐太宗开始借鉴汉制，采取品阶较低的官员来执行巡视任务，通常为四品或五品官员，如张行成、萧铣、达奚怀义等。这一做法的核心在于避免高品阶官员过度干涉地方事务，确保巡视任务的有效性。而随着唐高宗时期的变化，巡视官员逐渐以五品官员为主，二品及三品官员的比例逐步下降。

唐朝中期至睿宗景云二年，巡视官员开始向地方官员倾斜，地方高级官员逐渐成为按察使和采访使的主力。由此，巡视官员的选择开始由朝廷官员向地方官员转变，为未来巡视制度的演变奠定了基础。随着中央政权的逐步削弱，地方官员的职权扩展，巡视官员逐步向地方行政长官转变，巡视制度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唐朝前期，巡视制度的实施具有较强的临时性，巡视任务并不固定，官员和巡视地区也常常随时变化，呈现出高度的流动性。尽管有多种不同的巡视官职名称，如观风使、黜陟使、巡察使等，但这些官职大多数是临时设立的，依据当时的需要来任命官员。在灾难发生时，皇帝会根据实际情况派遣安抚使、抚慰使等官员，临时处理地方事务。

然而，到了中宗神龙二年，唐朝首次以固定的方式设置了巡察使，标志着巡视制度逐渐向常设化转型。监察使臣的职位逐渐从临时性向固定性过渡，巡视的权力和责任开始逐步明确，巡察使的职位也得到了制度化。到了玄宗开元年间，采访使的设立使得巡视职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不再是单纯的临时使节，而是一个完备的行政职务，具有更强的监察职能。

采访使的建立，标志着巡视官员开始不再随时流动，而是在固定的地点行使监察权。同时，中央对地方的监督逐渐增加，监察官员的权力也不断扩大，开始涉及地方政务，逐渐向地方行政长官的职能转变。随着这一变化，唐朝的巡视制度也经历了由临时性到常设性的深刻演变。

通过这一过程，巡视制度从最初的流动性、临时性逐步转向了固定性和常设性，而巡视官员的角色和权力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不仅反映了唐朝中央与地方权力格局的调整，也揭示了唐朝政治体制逐步向地方分权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