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西方对中国历史的叙述，通常从商朝开始，而对夏朝的存在却几乎没有提及，许多时候甚至将其视为传说。西方普遍对夏朝的存在持怀疑态度，甚至认为夏朝的存在“可能”或“大概”是虚构的，否定的声音较为显著。显然，西方学界在这方面的态度显得十分保守。

我们知道，考古学并非万能，许多历史事件无法通过考古手段百分百地证实。例如，关于亚历山大东征的确凿证据就非常稀缺，今天，夏朝的存在问题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信史的价值愈加凸显。当考古无法证实某些历史事实时，我们只能依赖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尽管这些记载未必能通过考古验证。

甲骨文的发现改变了许多关于中国历史的认识。在甲骨文问世之前，西方学者普遍否定中国夏商王朝的存在，但甲骨文不仅证实了商朝的存在，而且甲骨文中关于商朝王位的记载与《史记》中的记载高度一致，这也意味着司马迁的历史记载在可信度上得到了加强。由此，我们有了更多的理由相信《史记》对夏朝的记载也具有一定的可信性。

尽管如此，西方学者为何仍然坚持否认夏朝的存在呢？这也引发了很多讨论。

西方学者的质疑：史记能当信史吗？

2000年，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报告的发布，西方学者对报告内容提出了激烈质疑。美国汉学家倪德卫甚至公开表示“国际学术界将会将该报告撕成碎片”。为了回应这一质疑，随后中西方进行了三次学术辩论，其中第一次辩论的主题便是夏朝的存在问题。

中国学者在论证夏朝存在时，提出了一个观点：“既然司马迁所论的商朝被证明了是信史，那么他对夏朝的记载也应当具有可信性。”然而，西方学者对《史记》的信任却显得并不坚定，认为《史记》中关于商朝的记载中提到的“商的第一个王是其母亲踩到大鸟的脚印而受孕”完全是荒诞不经的神话，类似黄帝、尧、舜、禹等人物的超自然行为也是神话的体现，难道这些记载也能作为信史吗？

显然，这些反对的声音显得有些过于挑剔。尽管《史记》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合常理的描述，但这并不能因此就否定整个《史记》作为史学巨著的历史价值。毕竟，历史记载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不能因为几处错误或神话元素就全盘否定其真实性。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学者的动机似乎值得深思。

西方学者的判断：周人或许编造了夏朝

《夏本纪》中的夏朝记载最早来源于先秦时期，司马迁将周代的史料进行汇总与整理，最终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夏朝历史。如果《史记》不被信任，那么周代史料中关于夏朝的记载如何看待呢？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周代文献中所记载的夏朝事迹，极有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因此不能轻易信任。美国汉学家夏含夷便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他在国际学术界曾因过于信任中国文献而受到批评。但他也质疑，《尚书》和其他文献中关于大禹与夏朝的记载，实际上也并不可信，暗示这些内容是后人所伪造。

然而，仔细分析史料的背景后可以发现，周代文献并没有足够的理由编造夏朝的事迹。首先，《尚书·多士》记载了周公旦与殷商贵族的谈话，其中提到“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表明周公对夏朝的记载并非随意编造。若真是周人为了政治目的捏造历史，这段文字显然不合逻辑。其次，《左传》中的记载提到卫成公迁都至帝丘，并梦见祖先康叔说夏后相把祭物从卫国夺走了，命令卫国人民祭祀夏后相。这段史实与卫国的历史背景紧密相连，证明了夏朝的历史并非虚构。

2005年，在河南濮阳高城遗址下，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春秋古城，并确认帝丘遗址就在其中，这一发现为夏后相与帝丘的关系提供了考古依据。此外，清华简《厚父》中的记载也指出，夏朝的建立与禹有着紧密的关联，这些文献进一步证明了夏朝的历史背景。

从史料的整体情况来看，不仅先秦的文献多有关于夏朝的记载，许多其他诸侯国，如楚国等，也在文献中提到过夏朝。因此，周人编造夏朝的可能性非常低，特别是考虑到楚国与周的敌对关系，楚国不可能为了周天子的正当性而编造关于夏朝的虚假记载。

结论

中国历史的记载在世界范围内最为丰富、最为悠久，尽管有关于夏朝存在的争议，但这些争议并不应当影响我们对中国历史文献的信任。即便西方的学者如《荷马史诗》或《圣经》中的神话故事被当做历史来看待，为什么我们却要对中国严谨的史学传统产生怀疑呢？显然，西方学者在对待中国历史时存在偏见与双重标准。因此，面对西方学者的一些观点，我们应保持警觉，理性思考，避免盲目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