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两位举足轻重的领军人物，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彼此互信、互助和互敬。李大钊将鲁迅视作“文化革命阵营中的一面大旗”，而鲁迅则将李大钊视为“革命的先驱者”和“同一战线上的战友”。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使者，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13年，他前往日本留学，三年后回国。曾担任《晨钟报》总编辑、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以及《新青年》杂志编辑等职务。他积极领导了五四运动，并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致力于北方地区党的工作。1924年，他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商讨国共合作，并为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等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4月28日英勇就义。其文集《李大钊文集》至今仍在传播。

李大钊与鲁迅的第一次相遇发生在1918年。当年，李大钊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而《新青年》也进入了由编委会负责编辑的阶段。一次关于《新青年》编辑工作的会议上，李大钊与鲁迅首次见面。鲁迅回忆道：“我最初见到守常先生是在独秀先生主持的会议上，商讨如何推进《新青年》编辑工作，那时我们便开始了相识。虽然他是否已经是共产主义者我并不清楚，但给我的印象非常好：诚实、谦和、寡言。”李大钊也曾向他人提到：“鲁迅先生是《新青年》里最谦虚、最热忱的成员。他特别关心年轻人，也总是站在大局考虑问题，虽然我们见面不多，但我与他非常默契。”（刘弄潮：《李大钊和鲁迅的战斗友谊》，《百科知识》1979年第2期）

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成为中国最早深入评价十月革命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强烈反击了军阀政府对十月革命的歪曲和对苏俄局势的封锁。同年，他还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重要文章，热情庆祝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在这期间，鲁迅也迅速响应，发表了杂文《我之节烈观》，为十月革命发声。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二十世纪已经来临，曙光照亮了人类前路。而对比之下，中国的情形令人寒心且充满恐惧。”

在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与鲁迅的联系日益密切。鲁迅在日记中多次提到与李大钊的通信与互动。1918年5月，《新青年》刊登了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一作品猛烈抨击了封建社会的“吃人”制度，是他首次为革命呐喊。李大钊担任《新青年》编辑时，特别推出“马克思主义专号”，其中发表了他自己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并刊登了鲁迅的小说《药》及其他随感录。这些作品深刻反映了鲁迅对革命的热情与支持。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李大钊曾发表多篇文章，批判孔子和儒家思想。李大钊认为，儒家思想的遗产如果被纳入宪法，将导致专制复辟，阻碍社会进步。鲁迅与李大钊在这一点上看法一致，他在《狂人日记》中直接指出，孔孟所推崇的“仁义道德”实则是“吃人”的道德，揭示了封建社会道德的虚伪和残酷。正如鲁迅自己所说：“既然是呐喊，当然要与革命的前驱者站在一起。”

鲁迅和李大钊的革命友谊不仅体现在思想和文学创作上，也体现在他们实际的支持与合作。李大钊领导的《新青年》成为五四运动中的文化阵地，而鲁迅也积极参与其中，发表了大量作品来支持和推动革命进程。鲁迅曾形容自己当时的创作是“遵命文学”，这既是对李大钊等革命前驱者指引的回应，也体现了他自己对革命事业的认同与承诺。

1924年，李大钊为躲避敌人的追捕暂时离开北京，而鲁迅则继续关注他的安危。李大钊在艰难的环境下，仍不畏惧压迫，始终坚守革命信念。鲁迅在这一时期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对李大钊的深切关怀和支持，尤其在李大钊被捕后，鲁迅的焦虑与悲痛无法掩饰。1927年4月，当得知李大钊的牺牲消息时，鲁迅几乎无法忍受，悲痛至极。他在回忆中写道，李大钊的身影仍然浮现眼前，仿佛看到了他走向绞刑架的那一刻。李大钊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声音仿佛仍在鲁迅的耳边回荡。

鲁迅在李大钊去世后，不仅捐款50元参加李大钊的葬礼，还为李大钊的文集《守常全集》写了题记，深情回忆了两人之间的革命友谊，并在文章中赞扬李大钊为革命事业所做的卓越贡献。尽管敌人的封锁使得李大钊的文集未能顺利出版，但鲁迅的题记仍然突破了封锁，成为对李大钊一生的真实写照。鲁迅深知李大钊的革命遗产对中国历史的重要性，并在自己的集子中保留了这段历史，象征着他们共同的理想与革命信念。

李大钊作为鲁迅的时代同伴，对鲁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在五四运动期间，还是后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李大钊始终是鲁迅心中的革命导师和同伴，二人在同一战线的斗争中共同书写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壮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