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毛主席在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曾关心地询问：“川陕苏区，红军还有多少人？巴山游击队怎么样了？”这支令毛主席挂念的队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形成了巴山游击队的文化，成为了历史上悲壮的象征。

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时期，许世友写下了《反省自传》。其中，他讲述了自己与红四方面军的一段经历：“当时，四方面军的各级干部纷纷来看我，没有一个不哭的。这一哭持续了整整三天，都是军级、师级的干部。我和他们以前是老同事，感觉自己无路可走。经过几天思考后，我告诉他们，我准备去四川，那里有刘子才，他手下有一万多人，又是我的老部下。”许世友的这一计划，实际上是他自己亲自定下的，并且由他规划了详细的路线。然而，原红四军的政委认为这一决定严重违纪，将他和三十多名干部扣留了。毛主席以宽广的胸怀处理了这一事件，并与他进行了长谈。这次谈话对许世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他成为了毛主席坚定的支持者。

刘子才，正是许世友提到的那位巴山游击队的初期领导者。1932年，他随着红四方面军转战至川北，并担任书记。在红四方面军主力长征前，刘子才便着手组织了坚守根据地的部队，这为巴山游击队的诞生提供了背景。最初，游击队员来自红31军政治部，经过多次挑选，最终由红四军12师36团团长刘子才接管。在游击队的成立会议上，徐向前发表了激励人心的讲话：“同志们，红四方面军为了抗日即将撤离，党把这片由烈士鲜血夺回来的根据地交给你们，今后的胜败都由你们决定。”总政委陈昌浩也发表了热情的讲话，鼓励大家在这里大显身手。自此，巴山游击队的命运掌握在了他们自己的手中。

然而，巴山游击队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便是军阀的“围剿”。与装备精良的四川军阀相比，巴山游击队的装备简陋，甚至可以说十分简陋。刘子才深知这一点，决定率部深入巴山的原始森林中，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川陕交界的地区。他们不仅频繁打击反动民团，还通过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的建设。为了对付游击队，当地军阀朱绍周设立了公署，开始全面进行“围剿”。尽管如此，巴山游击队凭借其灵活机动、深入敌后，屡屡取得战果，令敌军防不胜防。

不久后，他们的游击根据地覆盖了一个纵横300里的区域，而他们也成功完成了当时上级交给他们的任务。红军主力方面并没有忘记这支坚守根据地的游击队。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毛主席几乎在第一时间便关切地询问川陕地区的红军还有多少，张闻天也提出要和巴山游击队建立联系并协同行动。

到了1937年下半年，何孝林终于成功找到了巴山游击队，并为他们带来了来自中央的指示，通知他们可以返回延安，参与八路军的抗日斗争。然而，巴山游击队早已在深山中度过了漫长岁月，对于外部的变化知之甚少。更让他们感到困惑的是，他们并没有见过何孝林，且没有熟悉的面孔，令他们对这次联系产生了怀疑。

就在此时，巴山游击队的壮大得到了赵明恩的关键帮助。赵明恩从小受到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坚定的理想信念让他走上了革命道路。即便在死牢里受到严刑拷打，他也从未泄露半点秘密。随着红四方面军攻占达县城，赵明恩被解救出来，并开始组织游击队的改编。在他的领导下，巴山游击队逐渐从一个散乱的队伍成长为一个有组织的力量。赵明恩提出了“打陕安川”的战略，并在他的领导下，游击队逐渐壮大，并且采取了一些措施减轻百姓负担，比如不征粮、开办集市等。为了提高战士的耐寒能力，他还组织了“耐寒”训练，这也是游击队能够与敌人抗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赵明恩的领导下，巴山游击队建立了纵深100里的根据地，游击区更是扩展到300里。随着形势的变化，赵明恩对游击队的未来提出了新的安排，他认为，若要进入延安，必须走过汉中平原，而这一路的风险过大，部队当时的规模还不足以应对。他深知，这一决定可能会错过和中央的联系机会，但安全始终是最重要的。

巴山游击队的命运似乎注定了无法与外界取得更多的联系。即便中央通过西安事变与国民党达成合作，尝试在政治上促使双方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巴山游击队依然被视作一个无法被轻易“剿灭”的力量。直到新四军成立后，何孝林再次前往四川，努力将最新的革命形势传达给巴山游击队。为了打破双方信息的隔阂，王维舟派遣了王正坤夫妇以商人身份接触游击队，最终成功取得了联系。然而，王正坤在返回途中被国民党特务捕获，这一切努力几乎变成了徒劳。

在这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巴山游击队依然坚守着信念与使命。直到1940年，巴山游击队的最后一场战斗爆发，许多战士在这场惨烈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刘子才、赵明恩等人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他们的名字，永远铭刻在历史的记忆中。

尽管这支队伍最终未能回归组织，也未能迎来胜利的曙光，但他们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历史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