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标志着抗美援朝战争的正式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志愿军6位兵团司令员陆续回国。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这6位在战争中表现出色的司令员回国后，只有4人得到了晋升，其余两人却遭遇了降职。究竟这六位司令员是谁，他们回国后为何受到了不同的待遇呢？

首先，我们要提到陈赓这位司令员。陈赓于1903年出生在湖南湘乡，他来自一个军事世家，祖父曾是军中名将，因此自幼便有着报国的理想。19岁时，陈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顺利考入黄埔军校。毕业后，他原本打算赴苏联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南昌起义的爆发让他改变了计划，紧急回国参战。尽管陈赓的实战经验不算丰富，但他在南昌起义中依旧发挥了关键作用。

1928年，陈赓转战上海，加入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工作，然而在1933年，他被叛徒出卖并被国民党逮捕。蒋介石亲自审讯他，提出如果陈赓写悔过书，便能获得释放，但陈赓始终保持沉默，坚决不认错，也不出卖任何战友。蒋介石气急败坏，命令继续囚禁陈赓，直到两个月后，他才被组织营救出来。这段经历更加坚定了陈赓反抗蒋介石统治的决心。之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陈赓为太岳军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毛主席亲自任命陈赓率领第3兵团入朝作战。1951年8月，陈赓踏上了朝鲜战场，面对复杂严峻的战争形势，他很快在战术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创新性地提出并实施了“坑道战”战术，巧妙利用朝鲜特有的地形减轻了志愿军的伤亡，并打破了美军空中优势。尽管在朝鲜的时间不长，但陈赓的贡献深受认可，1955年授衔时，他被授予了大将军衔，并多次担任重要职务，体现了中央对他工作的高度认可。

与陈赓相比，邓华在朝鲜战场上的时间更长。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际，邓华便带领大部队进入朝鲜。作为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邓华协助彭德怀指挥了多次关键战役，尤其是在上甘岭战役中，邓华指挥的志愿军以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作战精神，成功抵御了美军的猛烈进攻。上甘岭战役的成功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展示了志愿军的指挥艺术与战斗精神，邓华的名字也因此广为流传。1953年7月，邓华指挥的金城战役取得胜利后，正式接任了志愿军总司令职位，回国后，他继续担任东北军区代理司令员，并获得了显著的晋升。

杨得志作为另一位在上甘岭战役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司令员，也值得一提。杨得志早年参加红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屡立战功。1951年，杨得志带领第19兵团赶赴朝鲜，他的部队面临着极寒天气和严峻的战斗环境。在第五次战役中，第19兵团遭遇了重大损失，但杨得志坚持认为，只要击败敌人，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杨得志在修建坑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上甘岭战役前，他便预见到了敌军的动向，提前挖掘了大量坑道，为战斗的胜利奠定了基础。1954年，杨得志凯旋回国，之后他先后担任军事学院学习和济南军区司令员等职务，最终被晋升为上将。

与杨得志、邓华、陈赓等人不同，杨成武则是以年纪最小的身份被毛主席特别器重。1952年6月，杨成武接到入朝的命令，迅速组建了第20兵团，并亲自带领部队参加了多个关键战役。在与美军的激烈对抗中，杨成武创新性地使用“以步治坦”战术，成功击退了美军的机械化部队，最终以三天内歼灭敌军1.7万人的战绩，打破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敌军月歼记录，赢得了美军的高度关注。回国后，杨成武被晋升为北京军区司令员，中央显然对他在朝鲜战场上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肯定。

然而，尽管有这些令人称赞的成就，仍有两名司令员的回国经历显得较为遗憾，他们不仅未得到晋升，甚至被降职。宋时轮便是其中之一。宋时轮早年参与游击战，解放战争后担任第9兵团司令员，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表现突出，尤其是在长津湖战役中，凭借巧妙的游击战术，他成功消灭了美军一支加强团。然而，他始终无法摆脱对战役中未能提供足够后勤支援而导致士兵伤亡的自责。在1952年回国后，宋时轮未能再回一线作战，他先后担任步兵学校校长等职务，职位有所下调。

与宋时轮情况相似的还有董其武。董其武原是国民党军将领，1949年带领绥远军起义，成为解放军的一员。1951年，董其武被派往朝鲜，但他的职责并非前线指挥，而是负责后勤保障。尽管他在后勤保障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修建了多个大型机场保障了前线补给，但战后他并未被继续留任大区司令员，而是降职到旧部，返回原岗位。

综上所述，虽然这些司令员在朝鲜战场上都立下了赫赫战功，但回国后的待遇却有所不同。无论他们的职位升降如何，他们在战争中的奉献和牺牲，依然值得我们深深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