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窑白釉刻划缠枝牡丹纹梅瓶

《水浒传》第二十三回“武松打虎”的故事里，在景阳冈的小酒馆，有这样一段描写：“武松笑道：‘便真个有虎，老爷也不怕！’你道如何？原来那日他前后共吃了十八碗酒，却是一碗接一碗，直吃得店家目瞪口呆。”

施耐庵笔下的武松，打虎前以十八碗“透瓶香”壮胆。很多读者会被武松的酒量折服，却鲜少有人追问：那酒碗有多大？那“透瓶香”究竟装于何器？

据史料记载，宋代酒肆多用粗陶海碗，一碗约合今日200毫升。那按照这样算，十八碗便是近四升的量。其实这般豪饮并非夸张，按照沈括在《梦溪笔谈》的记载，宋酒度数并不高，估计与今天的啤酒或者米酒的度数差不多。

何况武松在“三碗不过冈”喝的就是当时的村酒，也就是低度浊酒——酒液浑浊如米浆，故需大口吞咽。

或许很多宋人都如武松那样，动不动就十八海碗，但你肯定想不到，这十八海碗，其实还不到一瓶酒——当时的酒瓶真的很大。

宋朝盛酒的酒器，是宋人独创的陶瓷瓶：小口、短颈、丰肩、瘦底，形若梅枝，腹大能容，一器可贮酒五至十斤。根据赵令畤在《侯鲭录》中的记载，当时的官员互赠酒礼常以“五经”为名，实指五瓶酒——这源自宋代皇帝听学士讲经后赐宴的规矩，酒瓶因此得名“经瓶”。

因“经瓶”的瓶体修长，造型挺秀、俏丽，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明朝以后被称为“梅瓶”。

据史料记载，北宋官窑所制梅瓶，釉色莹润如青玉，胎骨轻薄却坚致，器身常绘寒梅傲雪或山水人物，暗合文人“外柔内刚”的志趣。更精妙的是酒瓶的物理设计——梅瓶小口短颈，倾斜时酒液呈细流，避免豪饮浪费；宽肩修腹的造型，则利用重心原理保持稳定。

梅瓶制作需经七十二道工序：取景德镇高岭土，拉坯成器，再以“匣钵仰烧法”入窑，窑火三日不熄。匠人将酒曲配方与诗词歌赋同刻于坯胎，高温下釉料流淌，字画与瓷身浑然一体。据说当时景德镇窑工甚至掌握“二次烧成”工艺：先高温素烧，再低温釉烧，使青白釉色如雨后晴空。

如今的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被誉为“宋瓷之魂”的白釉刻花梅瓶，高约40厘米，腹径20厘米，可贮酒八斤，瓶身刻缠枝牡丹，线条流畅如酒液倾泻。

这样的大酒瓶，对文人来说，那是装满了风雅。苏东坡谪居黄州时，曾用梅瓶温酒。他将注子（执壶）置于注碗，热水徐徐升温，酒香随蒸汽氤氲。他在《酒经》中写道：“酒之瓮盎，与人洁清。”他将酿酒比作修身，酒瓶便成了君子品格的容器。

最有趣的当数“东坡荷叶杯”。苏轼取荷叶为盏，以梅瓶倾酒，笑称：“荷盏承天露，梅瓶贮地灵。”此般野趣，后被景德镇匠人仿制，烧出“荷叶形吸杯”，杯底连茎为柄，饮酒时如捧新荷，一度风靡大宋酒肆。

有一次，苏轼得友人赠一梅瓶，瓶底铭文“曲生风味，君子之交”，他笑言：“此瓶当贮雪堂春，与子由共醉三更。”

其实苏轼并不是夸张，因为这一梅瓶的酒量，若换算成现代单位，的确足以让三五好友醉倒月下，何况酒量不高的苏轼哥俩？梅瓶的这般容量，也难怪苏东坡既能“把酒问青天”，也能“诗酒趁年华”。

陆游也偏爱梅瓶，晚年隐居山阴，以梅瓶贮自酿菊酒，写下“瓶插梅花，炉焚柏子，便是人间好时节”。

好酒是好喝，但买好酒并没那么美好。按照《庆元条法事类》记载，绍兴年间官酒每升50文，装满梅瓶需300文，恰是九品官一日俸禄。这就不奇怪陆游为什么感慨：“酒债寻常行处有。”

对于性情中人，不仅酒瓶不需要那么大，而且里面装的也比较复杂。李清照晚年漂泊，随身携一青瓷玉壶春瓶，其形婀娜如柳，容量仅半斤。她在《声声慢》中叹“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玉壶春瓶的小巧，恰映才女暮年的孤寂。

武松的十八碗酒，倒入梅瓶是半瓶；李清照的三杯两盏，倒入梅瓶是个底儿。宋代的酒器之大，映照的是一个时代的胸襟、精神与温度。

如今，宋代梅瓶早已超越实用，从超大的酒器变为精致的插花雅器，成为美学符号。寻常百姓家中的仿宋梅瓶，插一枝腊梅，便让斗室生辉——这是宋人留给我们的生活禅意。文并供图/马庆民

（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