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7月24日至28日，周总理亲自前往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简称二外）进行为期五天的视察工作。二外这一名称，正是周总理亲自选定的。当时，教育部的刘副部长曾提出疑虑，认为“第二”一词可能不太合适。周总理则笑着回应：“‘第二’有何不好？巴黎有第二大学、第三大学，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也有第二炮兵，二炮是我们的主力部队！”听了周总理的话，刘副部长的顾虑随即消除。

在周总理视察的第一天清晨，他五点就已起床。经过简短的查看大字报后，他与其他中央领导准备参加会议。会前，时任学校革委会副主席的贝璐瑛在为周总理倒水时，因为过于紧张，不小心将水洒到了外面。周总理见状，和蔼一笑，轻拍她的肩膀说道：“不要紧张。”

然而，二外的一张大字报很快贴出，批评贝璐瑛“对待周总理怠慢”，并指责她倒水时弄湿了周总理的衣服。周总理看到后，立刻站出来为贝璐瑛解围：“她给我倒水，怎么会看不起我？如果她看不起我，就不把水倒给我了。”这一举动令贝璐瑛十分感动。

接下来的会议前，贝璐瑛再次负责倒水，这时，周总理看着她，脸上露出一丝思索的表情。当她准备离开时，周总理问身边的人：“这个孩子姓什么？”当得知她姓“贝”时，周总理便不再言语。此时，贝璐瑛心中涌起了话语，但最终还是没能说出口。她多想告诉周总理，自己是龙潜的女儿，而龙潜曾是他的机要秘书。然而，贝璐瑛的教育让她明白，自己不该因为父亲的背景而炫耀。

龙潜，生于1910年，来自四川云阳。自小成绩优异，考入上海的一所大学。为了让他留在家乡，龙潜的父亲将他与一位女子订了婚，但婚后不久，龙潜便带着行李去了上海。正值社会动荡，上海的革命潮流让他热血沸腾，加入了共产党，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然而，由于警惕性不高，他在一次秘密会议中被叛徒出卖，最终被捕并关押在南京军人监狱。直到“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他才获得自由。

龙潜恢复自由后先去了延安，后赴武汉工作。在武汉，他遇到了贝海燕，一个来自宁波的女子。贝海燕从小生活在上海，深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了共青团。她的原名并非贝海燕，而是源自她对高尔基笔下海燕的崇敬，改名为贝海燕。抗战爆发时，贝海燕忍痛离开重病的母亲，前往武汉寻找党组织。在那里，她参与了地下党组织的工作，并被任命为党支部组织委员。

在这个时期，龙潜向组织汇报时提到自己曾经结过一段包办婚姻。组织得知后，立即展开行动，寻找龙潜的包办夫人和儿子。很快，地下党找到了母子，安排他们从四川到延安。龙骥被送往延安读书，母亲则学习护士专业。

贝海燕怀孕后，龙潜被调往重庆，在那里，他再次与贝海燕团聚。此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延安遭受了频繁的日军扫荡，国民党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局势艰难。为应对困难，中央提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口号，并推动“精兵简政”，许多女同志，包括贝海燕，都被调任为保育员，负责照顾革命后代。贝海燕的责任心和母性使她得到了邓颖超的表扬，并收到了一条珍贵的裙子作为奖励。

后来，贝海燕和龙潜的关系变得复杂。由于外界干扰，龙潜在婚姻生活中遭遇了不少困难。最终，在1954年，贝海燕与龙潜正式离婚。然而，即便离婚后，贝海燕依然关心着龙潜的政治生涯，并对他抱有某种情感。

贝璐瑛进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后，她并未公开自己是龙潜和贝海燕的女儿。直到周总理的视察，贝璐瑛在一次倒水时不小心洒水，这一事件令她再次与周总理产生了短暂的接触。当时，贝璐瑛心中有诸多未曾表达的情感，但她依然没有将自己的身份透露出去。

1974年，贝璐瑛听闻周总理身体欠佳，心情颇为沉重。国庆节前，她得以为美籍华人陈省身担任翻译，但因陈省身流利的中文，翻译的机会并未使用。无论如何，这一年的国庆，她有幸见到了周总理，仍然记得那时激动的心情。此后，贝璐瑛再也没能见到周总理，但她对总理的敬仰和怀念从未消散。

1976年，周总理逝世时，贝璐瑛深感悲痛，她描述当时的北京，弥漫着哀伤的气氛。父亲龙潜也深感失落，尽管贝璐瑛曾试图申请参加告别仪式，但由于名额有限，她未能如愿。

贝海燕也在周总理逝世后的追悼会中发言，回顾与总理的往事。龙潜的包办夫人和儿子龙骥也在四川参加了悼念活动。尽管龙骥生活贫困，但他一直怀念周总理对他和母亲的关怀，认为周总理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到了1981年，贝璐瑛在美国的留学生涯中，因诵读纪念周总理的诗而泪如雨下，感动了在场的老师。尽管语言不同，但周总理在她心中留下的印记永远不会褪色，正如她对父母和总理的敬仰和怀念一直传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