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宋三百年的历史中，具有战略机动能力的野战兵团存在的时间大约只有五十年，这一时间段几乎是所有王朝中最短暂的。即使在王朝的末期，大明依然能够动员十几万的野战军进行战略决战，这充分显示了兵力的深厚。而大宋则因缺乏野战军团，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执行大战略行动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海上之盟和端平入洛会最终惨败的根本原因之一。宋徽宗一度认为，在几乎剿灭西夏后，西北边军已经足以担当起野战军的重任，完全忽视了大宋的强国之力是通过变法来强行续命，依靠国力持续消耗西夏这样较为弱小的国家。当海上之盟真正开始时，宋军才意识到，自己的军队根本无法与辽军交锋，面对有着重装步兵的金军时，更是惨遭失败。

回顾整个宋史，宋军战斗力最强的时候，应该是在北宋灭亡、南宋初立之际。此时，许多原北宋的兵力被消耗殆尽，宋军的传承也出现断裂。与此同时，大量北方的流亡农民加入了宋军，这些农民对北宋的传统战术毫不知情，反而因此解放了他们的战斗力。凭借着一种朴实无华的执着，南宋军队的战斗力在当时得到了极大提升，依靠那股“为了家园而战”的决心，南宋的军队展现出惊人的战斗力。

南宋初建之时，边军在持续的野战中慢慢成长起来。岳家军更是在与金军主力的对抗中屡屡取胜，甚至已经具备了百战禁军无法比拟的战斗力。这个时刻，南宋军队展现出的战斗力是北宋开国时所无法企及的。

然而，赵宋的王朝却是一个“即将死灭前才会停止自我毁灭”的存在。南宋皇帝在杀害岳飞之后，便将其军队视作王朝的最大威胁。赵构的政权选择了任命一批无能的武将，这些武将无所作为，却恰恰得到了皇帝的宠信，彰显了“无能才是美德”的可怕逻辑。尽管如此，南宋却依然能够抵挡蒙古铁骑的压迫，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南宋与北宋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体制，甚至可以说，南宋与北宋几乎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北宋是一个集权国家，而南宋则更接近于一个封建的军事联盟，类似于一个军阀割据的局面，赵家只是其中的盟主。

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言，集权国家难以被击败，而封建国家则更难征服。北宋由于集权体制的脆弱，最终被金军穿插数百里，一举灭国。赵宋家族的奇特政治运作，使得北宋成为了一个既容易被击败，又容易灭亡的政权。而南宋则更像一个由地方势力和武将共同控制的联盟，地方势力牢牢掌控着自己的地盘，类似于唐朝后期的节度使，这在北宋时期几乎无法想象。

然而，南宋的皇帝并非没有试图削弱自己的抵抗力量。尽管南宋的皇帝多次设法通过削弱自己的军队来巩固自身的统治，但实际上他过度削弱了自己的军队和力量，使得赵宋最终陷入了无力自拔的境地。岳飞的死，本应帮助赵构削弱朝中势力，然而这一举措的反效果却是，宋朝反而失去了应对外敌的能力，从而使得大宋王朝得以暂时维持下来。

面对蒙古的铁骑，南宋并非毫无破局之机。黄河自汉朝以来几乎年年结冰，这对南方政权来说是致命的威胁。一旦黄河结冰，千里河防瞬间失效，黄河两岸的广袤平原也使得防线变得空洞。南宋如果失去长城防线，必须将防线后退至淮河一线，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将战线迅速推至长城一线，这是对于以重步兵为主的南宋军队而言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实际上，南宋最理想的北伐策略应该模仿诸葛亮，集中力量收复关中和陇右地区。那时襄阳仍然在南宋的控制之下，四川也在坚持防守。如果南宋能够拿下关中和陇右，这为恢复马厂提供了保障。

关中和陇右地形复杂，适合南宋的防守策略，因此这并不难。而且，一旦关中和陇右被收复，南宋便能为日后的北伐积累力量。在蒙古大汗忽必烈去世后，南宋完全有可能重新恢复中华，至少在五十年内，南宋有望将蒙古逐出长城，完成恢复的伟业。

至于财政问题，的确，南宋末期财政几近崩溃，但这几乎是所有王朝都面临的通病。不可忽视的是，宋朝有着极强的财政调度能力，即使在襄樊大战这种规模巨大的城防战中，南宋也能够咬牙坚持至最终，特别是在四川和重庆的长期战斗中，南宋一直保持着顽强的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