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李治，很多人对他的印象通常是一个懦弱善良、老实木讷的形象，这种形象的塑造部分源于他有一个强硬且霸道的妻子——武则天。正是因为武则天的专权与主导地位，才让李治显得如此卑微与胆怯。然而，历史上的李治并非如此简单，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他治下，继承了父亲李世民的政治体系，推动了经济发展，提倡文化教育，使唐朝的版图达到空前辽阔，边疆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局势稳健，时人称之为“贞观遗风”，并且由于年号为永徽，因此称之为“永徽之治”。

“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出自老子的《道德经》，其所讲的是一种“不争”的政治哲学，核心思想是不与他人争夺，这样天下便没人能与其争夺。这句话表面上看似难以理解，但它揭示了深刻的辩证法道理，简而言之，就是通过看似退让、避免争斗的方式来最终达成目标。李治的上位经历恰好印证了这一点。

李治生于公元628年，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九子，母亲是皇后长孙氏。年仅三岁时，李治就被封为晋王。自幼聪慧，仪表端庄，性格温和仁慈，与兄弟们相处融洽。在一次学问的考核中，唐太宗问他：“你认为《孝经》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李治答道：“孝道最重要，幼年侍奉双亲，长大后侍奉君王，最终达到修身养性。”李世民听后十分欣慰，认为李治将来能够成材。

636年，李治的母亲长孙皇后去世，他年仅八岁。尽管年纪尚小，但他悲痛的表现深深打动了周围的人，唐太宗多次给予安慰，自此李治获得了特别的宠爱。之后，李世民任命他为右武候大将军。然而，李世民最宠爱的两个儿子分别是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他们兄弟间为了争夺皇位，矛盾尖锐，剑拔弩张。

到643年，李承乾发动的政变失败，最终被废除太子之位；而李泰由于野心太过明显，也失去了父亲的宠爱。在长孙无忌的建议下，李治被立为太子，此时他更加低调顺从。

在李世民征讨高句丽的战役中，李治展现了对父亲的极深孝心。尽管他非常忧伤，但他始终坚持以孝道为重，不仅不断写信向父亲汇报自己的起居，还亲自为李世民清理疮毒，这种孝行深得李世民的喜爱。

649年，李世民因病去世，李治继位，成为唐高宗。在他的治理下，唐朝迎来了继贞观之治后的第二个盛世——永徽之治。

李治继位后，延续了唐太宗的治国风范，虚心纳谏，勤政务实，且做得更好。李治的勤政程度几乎到了极致，他改变了唐太宗三日一朝的制度，改为每日一朝，无论风雨如何，都从未间断过。同时，他还坚持每天召见数十位地方刺史，向他们询问民间疾苦，这一制度得以长期保持。

李治也非常注重纳谏，公元654年，他命令京城九品以上的官员提交封事，直言政府存在的缺点，甚至因为上奏的内容太少而训斥大臣。与此同时，他进一步发展并巩固了科举制度。尽管唐太宗时期科举制度已有一定雏形，但李治大力推广，让寒门子弟通过科举进入官场，成功削弱了士族的势力。

在文官的选拔上，李治推崇科举制，选择了大量通过科举出仕的寒族官员，而非仅依靠世袭特权，进一步打破了士族的权力垄断。科举在唐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甚至在武则天及唐玄宗时期，科举制度成为了常态，最终奠定了唐代的官僚体系。

李治不仅重视人才的选拔，还厚待隐逸之士。即使是年逾百岁的医圣孙思邈，李治仍亲自将其请出山，任命为谏议大夫。孙思邈的学问与医术享誉海内，李治对这位名士的礼遇也获得了社会的广泛称赞。

在法治建设方面，李治也做出了巨大贡献。651年，他指示长孙无忌修订《永徽律》，该律令后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完备、最古老的封建法典之一。两年后，他召集大量学者，对《唐律》进行逐条解释，并最终编纂成《唐律疏义》，使中国古代的封建法制体系达到顶峰。

李治的军事成就也十分显赫，他继位后，开始着手征服西域，利用八年时间，三次发动大规模远征，成功平定了西突厥，并在中亚腹地设立了多个都护府。

李治也没有忽视朝鲜半岛的局势。655年，李治趁着高句丽与百济联军攻打新罗之际，迅速决定派兵支援新罗，并大获全胜。在663年的白江口之战中，唐朝的将领刘仁轨击败了倭国军队，彻底驱逐了日本军队，这场胜利成为中国与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交锋，并以中国的全胜告终。

李治还在经济政策上继续着轻徭薄赋的传统，他提出了多项措施来稳定市场和物价。在他的治下，社会秩序井然，百姓生活安定，经济持续发展。永徽五年，粮食大丰收，洛阳地区的粟米和粳米价格便宜，百姓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

然而，李治在公元660年后，因常患眩晕症，健康状况逐渐恶化。武则天开始代行政务，逐步掌控了朝政，最终成了朝堂上的实际掌权者。随着李治健康状况的进一步恶化，最终导致了武则天逐步取代李治的统治，最终篡位称帝。尽管如此，李治为唐朝作出的贡献并未因此被抹杀，他的政治成就和治理理念仍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