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异姓爵位制度从轻车都尉以上，分为一等、二等和三等。然而，在御史的史料翻阅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整个清朝，所有被封为公爵的，只有一等公和三等公，二等公则只有鳌拜一人（另有一个是图尔格，是赠爵）。这个现象引发了一个疑问，既然侯、伯、子、男及轻车都尉等职位中有许多是二等的，为何公爵中却没有二等呢？这个问题似乎值得深入探讨。

清代的异姓爵位制度起源于关外的太祖时期，经过太宗的多次改革，到了顺治时期，逐步完善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体系。然而，最终明确的规定是在乾隆十六年，将爵位划分为九个等级，并细分为二十七个等次。具体分配如下：

一等公、二等公、三等公；一等侯兼一云骑尉、一等侯、二等侯、三等侯；一等伯兼一云骑尉、一等伯、二等伯、三等伯；一等子兼一云骑尉、一等子、二等子、三等子；一等男兼一云骑尉、一等男、二等男、三等男；一等轻车都尉兼一云骑尉、一等轻车都尉、二等轻车都尉、三等轻车都尉；骑都尉兼一云骑尉、骑都尉、云骑尉、恩骑尉。

值得注意的是，自骑都尉以上的每个爵位，都带有一个“兼一云骑尉”的称号。很多人可能对“云骑尉”这一概念不太理解。实际上，异姓爵位的晋升，都是以云骑尉作为基础单位的。如果某位官员的爵位是“一等伯”，他因某种功绩获得了额外的奖励，虽未达到晋升为三等侯的标准，但仍然被授予云骑尉。此时，他的实际爵位就是“一等伯兼一云骑尉”。若他将来再获得一个云骑尉，他就有可能晋升为三等侯。简言之，集齐两个云骑尉，便能够实现晋升。

虽然清代异姓爵位中不乏封王、赠王的情况，但法律规定，公爵是异姓贵族所能获得的最高爵位。至于封或赠王，则属于特殊情况，并不能一概而论。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已经被封为一等公的异姓大臣，在立下重大军功后，皇帝往往会额外赐予他们新的爵位。例如，在乾隆二十年，傅恒凭借平定准噶尔的内乱，得到乾隆帝的嘉奖，额外加封为一等公。

这类情况其实是较为常见的，许多异姓王公都曾因立下赫赫战功，得到额外的加封。但这类情况大多发生在子爵以下，而且通常是对某位子孙的特别指定继承。虽然公爵是异姓爵位中最为尊贵的，但并不意味着一等公就是最高级别。比如，扬古利在天命六年被封为一等子，之后在天聪八年晋升为超等公，最终在崇德二年被赠为武勋王。这种超等公的情况仅限扬古利一人。

还有一些公爵并未明确标明等次，例如开国功臣额亦都被封为公爵，但没有指明其具体等次，太宗为其封号弘毅公。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沈志祥、郑成功、郑克爽、白文选等人的封号中，均没有明确列出等次。

在清初，爵位是否世袭以及可以承袭的次数是需要皇帝特别颁布旨意的，而这种情况直到乾隆以后才有了明确的规定。根据规定，一等公可以承袭26次，二等公可承袭25次，三等公为24次，依此类推，云骑尉的承袭次数为1次。虽然每个爵位都有具体的继承次数规定，但由于伯爵以上的爵位次数较多，所以几乎与世袭罔替相同。

另外，“封”和“赠”爵位在清代也有显著的区别。封爵一般是世袭的，而赠爵则是非皇帝特别命令的，且通常不继承，也不允许降级承袭。

据御史的统计，清代加封和赠送的异姓公爵大约有93人，不到一百人。因此，公爵是极为稀有的。在这些公爵中，除去皇后父亲承恩公的特殊情况外，绝大多数是满洲贵族，蒙古和汉族公爵并不多见。

清代的爵位划分中，有五个主要目的：第一，是为了奖励功勋；第二，是对忠臣死后的嘉奖；第三，是为了扶持外戚；第四，是为了增荣圣裔；第五，是为了承认有贡献的人。前三种情况最为普遍，而孔子后裔世袭衍圣公属于“增荣”；雍正二年，前明后裔朱之琏被封为一等侯，属于“备恪”，这些情况较为少见。

其中，最为常见的还是因军功而获得公爵的情况。这些公爵大多与爱新觉罗家族有着紧密的关系，且通常是皇帝最信任的亲信。由于他们的立功较多，晋升的速度相对较快，很多时候从子爵开始，随着更多的功绩积累，他们就能够一跃成为公爵，甚至是直接晋升为一等公。

总的来说，公爵的数量本来就稀少，而且地位极为尊崇，因此朝廷在授予公爵时并不会像侯、伯、子、男等爵位那样按部就班。若封爵后没有立下显著功绩，就会被罢免，但一旦有了建功之事，往往直接越过二等，晋升为一等公。毕竟，公爵已经是爵位的最高层级，皇帝给予的恩赐也是最为厚重的。

至于清代异姓爵位的授予原则，越低的爵位在授予时需要更加严格遵循程序，这也是因为授予低级爵位的人数较多，且其中有不少是汉人，需更加谨慎。比如左宗棠，在收复新疆时已经是二等侯，但死后朝廷并未为他晋升为一等侯。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严格来说，清代的异姓爵位分为“爵位”和“世职”两种。子爵以上称为爵，而轻车都尉及以下的则被视为世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