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瑟姆中世纪医院 / 公有领域

探究医学史如何深植于社会历史脉络

作者：塔蒂亚娜·布克利亚斯 博士

奥克兰大学"明见未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语言文化学院高级讲师

现代医院既是提供医疗服务的场所，也是诸如出生与死亡等重大生命事件的发生地。然而医院的历史相对短暂——它们与现代医学共同诞生于约两百年前大革命时期的巴黎（文献1,2）。1790年前后，随着疾病定位学说取代希波克拉底模型，大型医院与开创性研究在欧洲遍地开花。现代医院的兴起始于巴黎，法国大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为这场转型提供了动力。历史上首次，肉体治疗与灵魂救赎被分离，医疗机构的主导权从教会与富裕世俗赞助人转移到医师手中。医疗不再仅是富人的特权（居家治疗）或对穷人的施舍（住院治疗），而成为一项基本人权。本文通过南克罗地亚的案例，探讨古代晚期至近代早期社会变迁对前现代医院发展的影响，揭示不同社会政治组织结构如何塑造医院的历史轨迹。

虽然古希腊罗马时期已存在提供某种形式医疗服务的机构，但这些文明都未曾建立针对病患、贫困者与弱势群体的社区照护体系（文献3）。古代晚期基督教的兴起带来了根本性变革——慈善被奉为核心教义。当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时，第一批医院应运而生（文献3）。拜占庭的医院传统延续至中世纪，而西方世界则经历了长达数世纪的断层。中世纪早期末期，本笃会修士重启了医院制度。十字军东征期间，随着医院骑士团等专业修会的发展，医院建设达到高潮。但到十三世纪，日益壮大的城市社区取代修道院成为文化主导力量（文献3）。尽管修道院医院与诸如活跃的慈爱姐妹会等修会仍在发展，医院在实体与行政管理层面已向城市转移。

佛罗伦萨、帕多瓦、威尼斯等意大利商业城邦引领了医院的都市化与部分世俗化进程，这些机构越来越多地由地方政府、兄弟会与富裕个人建立（文献4）。医院既守护社会秩序，又保障城市商业与制造业的持续运转。作为社会预防机构，它们一方面庇护边缘群体免于流离失所，另一方面防范社会受这些群体影响。所有无力负担更好居所者——被遗弃的儿童、旅人、病患与穷人——都被集中安置。与修道院机构不同，这些医院雇佣受过大学教育的执业医师。此时早期中世纪以苦修、避世与冥思为特征的宗教精神，正被晚期中世纪强调社会行动与慈善的"世俗化"宗教所取代。因此医院数量常超出实际人口需求。这种新型宗教精神的代表是兄弟会（文献5）——由同行业或同街区市民组成的团体，开展宗教与社会活动，组织守护圣徒游行，并为成员与更广泛社区提供经济支持。

这一时期医院仍保持着与教会和宗教在象征意义与物质层面的联系，其理论基础是肉体与灵魂紧密关联且相互影响。医生拒绝治疗未忏悔的患者，因为告解圣事能净化灵魂罪孽。医院常常效仿修道院模式：患者需遵守修道院规范，某些医院刻意收治12名男性患者以对应十二使徒。甚至连建筑布局都旨在激发宗教虔诚——欧洲领先的佛罗伦萨新圣母医院采用十字形平面设计，长轴作为男病房，短轴作为女病房（文献6）。修道院式的医院内部装饰着圣经主题壁画，圣坛摆放基督教圣像。

但世俗力量对医院的影响与日俱增。达尔马提亚海岸的城市群落完美展现了政治经济环境如何塑造医院发展。与富庶的意大利城市相比，达尔马提亚的医院规模较小，多设在富人宅邸而非专门建筑，通常收治不超过30名患者（文献7）。这些医院建筑无一留存至今：它们或因年久失修，或因改造面目全非。文献记载显示其形制近似意大利医院但更简朴。杜布罗夫尼克的"基督之家"可能是亚得里亚海东岸最重要的中世纪晚期医院，其主病房设有装饰华丽的圣坛，配木十字架、油画与两盏枝形烛台。遗憾的是，关于这些医院的日常生活、医疗实践与宗教仪式的记载寥寥无几。

尽管威尼斯治下的达尔马提亚与独立的杜布罗夫尼克的医院存在诸多相似，它们仍有本质区别。在威尼斯统治时期（1420-1797年），达尔马提亚因缺乏有力且尽责的中央管理导致医院发展受阻（文献8）。在经济重镇斯普利特与特罗吉尔，城市医院由权势显赫的圣灵兄弟会创建与资助。虽然这些机构实际承担市政医院功能，却未获得市政资金支持——十七世纪战争期间，医院不顾兄弟会抗议被军方征用。

达尔马提亚首府扎达尔拥有众多医院（文献9），由世俗资金运营，在主教监督下由神职人员或平信徒管理。1295年，富有的贵族科萨·萨拉丁建立了一所附属于方济各会修道院的医院，包含小教堂、花园与药房。类似地，特奥多尔·德·普兰迪诺建立的医院收容照顾穷人的方济会第三修女会。创办者名单包含许多显赫家族，但十五世纪中叶富商格尔古尔·姆尔加尼奇在圣阿纳斯塔西亚教堂旁建立的医院尤为著名。他在遗嘱中严格规定收治标准：13名贫困患者（无论本地或外来），但瘟疫患者除外。尽管作为行政中心与经济重镇的扎达尔拥有更多、更大的医院，仍受威尼斯政策反复无常的影响——如同在斯普利特，十七世纪海战导致圣马可市立医院被改为军医院。

在杜布罗夫尼克，当地贵族牢牢掌控着权力（文献10）。兄弟会受到严格监管，与教会关系时常紧张。在此背景下，市政当局与富裕贵族成为医院的主要创建者与管理者。首所医院继早期修道院设施之后，于1348年黑死病爆发后由市政府建立（文献11）。这所"市政收容院"坐落于城墙脚下，毗邻圣克莱尔修道院，收容老人、病患与穷人。旅人则安置在斯庞扎宫附近的招待所。随后两百年间，当地富庶贵族相继建立多所医院：1387年雅各布·德·索尔戈爵士遗赠建立的圣雅各医院（因靠近城市喷泉又称"普泰伊斯"）；1406年马林·德·博达齐亚爵士建立的圣彼得医院（依附近教堂又称"克洛布西奇·德·卡斯特洛"）；1451年约翰内斯·德·沃尔佐爵士建立的圣尼古拉斯医院。1432年，市政府在主街道斯特拉敦旁设立孤儿院，其窗户装有石制旋转托篮（ruota），未婚母亲可将婴儿放入后摇铃隐入夜色。杜布罗夫尼克古城

十六世纪中叶，市政当局作出将市立医院转型为医疗机构的重大决策。1540年颁布法令规定翻新后的"市政收容院"仅收治患可治愈疾病的贫困男性，痊愈后必须立即离院（文献11）。不符合条件者转送其他机构。1543年马里诺·德·戈泽爵士建立专门收容年老/患病女性的圣西奥多医院（延续运营数百年）绝非巧合。

与十四世纪就雇佣执业医师的佛罗伦萨新圣母医院不同，"基督之家"未设专职医生（文献11）。约30人的收治规模难以承担此项开支，但配备理发师与初级医护人员。值得注意的是，1540年法令要求市政雇佣医师每日早晚各查房一次。不过患者收治权仍掌握在作为医院管理者的城市贵族手中，由他们甄选"值得治疗"的对象。

除威尼斯军医院外，"基督之家"长期是克罗地亚境内唯一的纯医疗机构。其他医院直至十八世纪末受启蒙思想或法国统治影响，才从养老院/济贫所混合体转型为现代医疗机构。斯普利特医院在威尼斯统治的最后一年1797年才由埃尔切戈瓦茨兄弟捐建（文献12）。

现代医院随着法国大革命中世俗国家的建立与医疗改革而诞生。革命社会的新规范与价值已深植于这个机构与现代医学的基因中。这段始于古代晚期基督教时代的"前现代医院"简史表明，当今我们面临的诸多问题——宗教（或"精神治疗"）在医疗中的角色、医疗服务应纳入社会福利还是独立运作、费用应由社区/国家（如杜布罗夫尼克模式）还是公民自筹（如特罗吉尔与斯普利特模式）——都曾被中世纪先民探讨过。在相距仅数百公里但政经环境迥异的城镇中，这些不同模式曾长期共存，深刻印证了医学史如何深植于社会史之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