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亲历宋朝覆亡噩运的马端临于元初完成其名著《文献通考》中感慨南宋末年“夏贵之于汉口，贾似道之于鲁港，皆以数十万之众，不战自溃，于是卖降效用者，非民也，皆宋之将也；先驱倒戈者，亦非民也，皆宋之兵也。夫兵既不出于民，故兵愈多而国愈危，民未叛而国已亡”。“未有以兵多而亡者”是惟宋朝为独特的历史异例。

宋朝集中事权于中央而文治主义指导政治，所以君权发达，权力下移之弊得以矫正，武臣抑压，因之也是宋朝立国以来国策。却是，反作用的过度中央集权，尚文卑武育成社会风气。

宋朝军队仍系出自募集方式的职业兵，兵员召募时，由地方选强健者送中央编入禁军，选剩者才留各州为厢军。厢军或州兵，事实上成为集合无能不成材者、失业分子、饥民、犯罪处刑的囚徒等大杂烩收容所。厢军即空具其名，全无战斗能力，国防凭恃的武力，便惟有中央禁军。禁军理论上固必较厢军精锐，结局仍以来源相同，素质从不稳定而与厢军合流。宋朝立国百年的仁宗末嘉祐年间，已有言官沉痛指出“比岁筹募禁军，多小弱不胜铠甲”。

为防止已矫正的军阀势力再抬头，以及权力下移事态再现，抑制武将原则仍被坚持，召募职业兵又往往收容流民、无赖，此对缓和社会不安自有其功能，兵士素质却因之恶劣。宋朝规定募兵的退伍年龄足六十一岁，平时已多老弱残兵，有事时增募又多无斗志的社会渣滓与蠢虫，弱兵乃为必然，国家兵数愈养愈多，而仍难抗外侮，也为必然。

所以

赵翼

《廿二史劄记》历历举证撰定的长文——南宋

取民无艺

，有“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的沉痛结语。所以然的原因，徽宗奢糜浪费的个例为无论，

外侮压迫下北宋中期以来益益严重的庞大军事费负担

（包括累进的兵员维持数），以及历史上官界待遇最优厚朝代，科举制度下不断增长的官员养成压力，所谓

冗兵与冗官

，向被历史界认知系宋朝丰润财政愈向搜括、榨取泥沼陷入而不能自拔，抑且滥发纸币也是南宋末期有力财源之一，乃是致命绝症。

但

绝症的根源，乃是军费膨胀也须辨明

，百官俸禄与宋朝特例的三年一次郊祀百官特别赏賫等，数额虽递增，较财政支出中最大部分兵费非堪相提并论，只于财政已形困难时才产生雪上加霜的感觉。这层了解，如下两项统计系其前提：

其一，宋朝立国半个世纪后的真宗时代，财政尚颇充裕，次代仁宗治世已渐渐出现破绽，再次代

英宗之际便赫然呈现赤字财政

。：

其二，《文献通考》国用考二（历代国用）引

曾巩

议经费——无论官员数字（亦即俸禄支出数字）或郊祀恩赏给付数字，可了解仁宗时代与英宗时代无何差异，英宗时代财政状况却已是出超。则又十分明白，造成入超现象，而且愈陷愈深，

主要原因非在官员冗数的增加

。于此，便在国家财收上“所出无余”后八年，《文献通考》兵考四（兵制）仁宗末嘉祐二年（纪元１０５７年）条的一段记载为重要：

“三司使程琳上疏，

论兵在精不在众

，河北、陕西军储数匮，而招募不已。且住营一兵之费，可给屯驻三兵，昔养万兵者，今三万兵矣。河北岁费刍粮千二十万，其赋入支十之三；陕西岁费千五百万，其赋入支十之五。自余悉仰给京师。自咸平（仁宗上代真宗初）逮今，二边所增马步军指挥百六十。计骑兵一指挥所给，岁约费缗钱四万三千，步兵所给，岁约费缗钱三万二千，他给赐不预。合新旧兵所费，不啻千万缗。

天地生财有限，而用无纪极，此国用所以日屈也

。”

又续记枢密院奏兵数不断上升之势：

开宝（太祖）时三十七万八千，而禁军十九万三千；至道（太宗）时六十六万六千，而禁军马步三五万八千；天禧（真宗）时九十一万二千，而禁军四三万二千；庆历（仁宗）时一二五万九千，而禁军八二万六千（以后，英宗治平时一一六万二千，内禁军六六万三千；神宗熙宁时禁军五六万八千，元丰时禁军六一万二千）。

募兵不已，于宋朝为不得不然，兵弱必须由量补救。

辽朝威胁未除，西夏又崛起

，黑字财政以“所出无余”过渡而向赤字财政逆转注定不可避免。关键性仁宗时代的两份参考资料：

庆历七年（１０４７年）三司使

张方平

的调查，为防御西夏侵寇而陕西路增置禁军

四十万人

，其平时养兵费：

上表为方便合算，表明绢、粮的时价缗钱换算数，则岁费需钱共约一千六七百万，加物资的运输费与其他杂费，实际支出费用自为更高。以此数除以四十万人，则国家对当时每一兵丁所负担，每年约为五六十贯。庆历年间兵数近百二十六万人，一兵五十贯计，养兵费总额须六千三百万贯，其系财政上重担不难想见。

巨额的兵费经常支出压力已令国库喘息不止

，果届

战争勃发，军事行动如何更令财政膨胀

，又可由庆历之前的宝元二年（纪元１０３９年）西夏入侵前后，三司使

王尧臣

所调查沿边三路财政收支可知（统计系含贯、石、匹、斤、两等诸单位的复合单位计准）：

《文献通考》国用考二记载其数后的说明：“元昊请臣，西兵既解，而调用无所减，即下诏切责边臣及转运司趣议蠲除科率，稍徙屯兵还内地，汰其老弱，官属羡溢则并省之。”而其接续，却如前引庆历张方平、嘉祐程琳报告内容所示，

兵数仍然未能裁减，至次代英宗仍然背负维持百余万军队的财政包袱

，以致益益蹈入出超困境。

再次代神宗时代，乃有

王安石

领导新法党的断然改革实现，其直接动机便是兵费负担问题，自第一目标置诸富国（充实财政，求新财源以增收入）、强兵（建立民兵主义的经济兵制，求取减少国费又同时增强战力的方法），为可明了。然而，重文轻武的社会心理，以及社会身份平等与户籍整备的条件两皆欠缺，民兵制度于王安石后继者新法党手中仍然失败，国防仍依赖募兵，而靖康之变勃发。

南渡非只未能改变颓势，出现的且已是宁宗开禧元年（１２０５年）兴元都统秦世辅所述：“本司……所差发出戍官占实一万一百四十三人，点阅所部，堪披带者仅六百四十七人”（《文献通考》兵考六兵制）的可悲情状，又

转嫁平民为被苛税盘剥的牺牲品

。

宋朝产业尽管富裕，经济尽管发达，平民愈到后来愈加重的税负终不堪支持。《文献通考》征榷记载南宋立国之初便已开拓的新税：

其一系予北宋末徽宗宣和年间，对一般民间田宅、舟车、牛马等交易所征收牙契税（印契税）以及卖酒、鬻糟等的临时附加税经制钱，加以固定化；

其二则经制钱外的再附加部分，所谓总制钱；

其三月椿钱，乃补助军事费不足而成立的摊派性新税，名目甚多，曲引钱、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帖钱、保正牌银钱、折纳牛皮筯角钱、罚钱（败讼时）、欢喜钱（胜讼时）等，都是。

如上三种，均已包含入南渡次代孝宗便超过北宋岁入钱货最高额的前引淳熙钱额内，不见于其中，性质也不明，适用范围似乎与月椿钱重复且更广泛的是其四，

板张钱

。《文献通考》征榷考六板张钱条下的说明是：“纳斛斗（米谷）则增收耗剩，交钱帛则多收糜费，……其他如罚酒、科醋、卖纸、税酱、下拳钱之类，殆不可以遍举，亦不能遍知。”

而届南宋末理宗淳祐三年（１２５２年），上距孝宗淳熙只八十年，乃出现如《续文献通考》征榷考二盐铁门所统计，仅茶、盐专卖收入已近淳熙时一倍的一一、八一五万余贯。此数连同商税，外加经、总制钱等，钱货总收入当不下于二亿贯，较国初二百五十年间，系以十倍之势增加为显见。

所以亲历宋朝覆亡噩运的

马端临

于元初完成其名著《文献通考》兵考六（兵制）的结论，感慨而言：

“及其末也，夏贵之于汉口，贾似道之于鲁港，皆以数十万之众，不战自溃，于是卖降效用者，非民也，皆宋之将也；先驱倒戈者，亦非民也，皆宋之兵也。夫兵既不出于民，故兵愈多而国愈危，民未叛而国已亡”。

“未有以兵多而亡者”是惟宋朝为独特的历史异例，见证的马端临理由说明，也还是：“自募兵之法行，于是择其愿应募者。而所谓愿应募者，非游手无藉之徒，则负罪亡命之辈耳，良民不为兵也。故世之詈人者，曰黥卒，曰老兵，盖言其贱而可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