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进，原名郝桂峦，1917年出生于河北省正定县西庄屯村。自幼读书，后考入北平市河北高中。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华，国民党反动派不但不抵抗，反而节节后退，准备内战。贺进同志目睹国难日深，激起了强烈的爱国之心。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毅然奔赴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学习，毕业后留太南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调武安（北）县四区（继城）任区长。1944年为掩护群众英勇牺牲，时年27岁。

贺进同志爱国爱民，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忠诚的爱国主义战士，杰出的知识分子代表。他对同志平易近人，对敌人横眉冷对，对我党的解放事业忠心耿耿。他以短暂的一生，谱写了一首革命者的英雄篇章。多年来，与他共同战斗过的老干部和人民群众无不深切缅怀和颂扬这位年轻的革命英雄。

（一）国难当头，义无反顾走上革命的道路

贺进出生在一个较富裕的农民家庭里，生活条件较好，但本人却艰苦朴素，平易近人。他忧国忧民，痛恨旧时代的黑暗，立志献身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表现出当时一个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高尚情操。

贺进6岁求学，11岁考入正定县第七中学。自幼聪明勤奋，刻苦好学，能说善写，经常在同学中讲演。在县七中读书时，因口才超群，经常得到奖品。同时为人正直，乐于助人，在学校里享有很高的威望。他经常看一些进步书籍和杂志，从而接受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经常给大人提出当时一般人感到生疏的社会问题，经常演讲一般人似懂非懂的革命道理。这一切养成了他积极上进，向往光明的性格。

一二九学生运动

1935年，在北平读书时，正值日寇侵吞华北，血腥屠杀我民，加之封建制度的统治，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难当头激起了贺进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在我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爱国运动。面对国民党军警的屠刀、水龙头展开了英勇的搏斗。在火热的斗争中，他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成为一个追求真理的积极鼓动者和宣传者。

1937年“七七”事变后，乡土沦陷，劳动人民终日不得安宁，贺进被迫辍学，随同亲友从豫北辗转到山西，途中看到妻离子散，流离失所的惨景，他气愤地对亲友说：“国家不治，人民不安，我们再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途中，他撇下年过半百的父母和新婚不久刚刚怀孕的妻子，协同8名同志，坚定地走向自己早已选定的道路，奔赴当时北方局朱瑞同志主办的“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学习。毕业后留太南工作，同年加人中国共产党。

贺进年轻有为，忠诚积极。1939年任机关指导员，历时3年，深受领导和同志们的爱戴和信任。1942年，在边区干校学习后，调武安（北）县四区任区长。

家里人得知他到抗日根据地工作，亲人们都想来看望他，但是因敌人隔阻，只好大哥一人前来。弟兄相见，悲喜交加，千言万语涌上心头，但繁忙的工作使他不能脱身，只给哥哥说了句：“你先休息吧，我开会去了”。就走了。大哥哪能睡得住呢？弟弟出走时，看着他的背影，难过的掉下了眼泪。满以为弟弟在外当官，一定穿戴得很阔气，真没想到，粗布褂子大的盖着膝盖，搂带子鞋，连个样儿也没有 。再看看弟弟的床铺，除了从家里带的那条破被子外，再没有添置什么。哥哥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又想到弟弟的工作，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深更半夜还在外跑，真使人放心不下。等他回来，说成啥也不让他干了……。

贺进的哥哥刚有了点睡意，弟弟回来了。他带着一肚子气对弟弟说：“家里供你上学，长大孝顺父母，可你却撇下一家老小，偏来受这个罪，干脆回去算了！”“回去？我能丢下这里的群众回去吗？哥，来时你亲眼看到了，到处是日本兵，他们天天在杀人、放火，欺压我同胞，侵吞我中华，国难当头，危在旦夕，你看我能回去吗？”贺进在向哥哥进行着爱国主义教育。哥哥默默地听着，想着这些话的道理。贺进接着说：“国家保不住，就没有个人的小家。我们对父母尽的是小孝，对国家尽的是大孝啊！现在是有点不好过，不过现在受罪是为了将来不受罪，让更多的人过上幸福生活。”哥哥听得入了神，不吭声了。贺进看哥哥的思想有点通了，最后用“日寇必败，中国人民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的坚强信念，终于打通了哥哥的思想，并劝说哥哥：“回家后看谁用咱家的水车、谁种咱家的地，我的意见就别再收租子了、做事应往前看啊！”哥哥满口答应。为了弥补弟弟的生活，哥在临行前留下一些钱，但贺进同志分文未动，将这些钱全部交给了供销合作社作为集体资金入股。

（二）壮大民兵组织，和敌伪进行坚决的斗争

当时的继城镇离营井炮楼仅16华里，是个游击区。敌人三天两头到这里来烧杀抢掠，尤其逢集遇会，敌人更是猖狂，闹得这一带的群众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不得安生一天。贺进同志认识到；要制服敌人，让群众过上安生日子，就必须唤起民众，拿起枪杆子同敌人斗争。

自贺进到四区工作以后，在他和毕义举及有关领导的共同努力下，进一步扩大了人民武装。在原来有20多人的基础上，公开发展到200多人。在装备上，原来只有大刀、红樱枪、石雷、手榴弹，这时逐步配备了5支手枪，30支步枪，同时加强了训练。为壮大声势，每逢一、四、七赶集时，就组织民兵整队示威，或搞石雷爆炸演习，壮大声势。同时告诉赶集的人们继城周围埋有成千上万颗地雷，今后赶集，不要起早搭黑，不要乱走乱闯，以防危险。有时还捆着汉奸游街示众。过样既教育了人民群众，又震慑了敌伪，使得敌人不敢轻举妄动。

1942年6月3日中午，有一百余名敌伪军窜扰继城。在贺进的亲密战友毕义举同志的亲自指挥下，民兵奋勇阻击，战斗延续了4个多小时，把敌人赶到村东3里桥后，双方展开了肉搏战。刘占海、冀长栓、白三等同志奋力拼搏，猛冲猛杀，打得敌人狼狈不堪。拖着枪，拖着尸体窜回老窝。

在这次战斗中，有的负了伤，白三同志壮烈牺牲。但这一仗打出了继城民兵的威风，从此敌人再也不敢轻易到继城骚扰了。

这时我抗日区政府趁机由沙洺村迁移进驻继城，使抗日根据地向前延伸了10华里。在贺进、毕义举同志及武装干部的领导下，在继城民兵的影响下，东梁庄、集乐、东、西高壁一带也很快组织起民兵武装。同时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大大调动了贫苦农民的积极性。

贺进区长常给大家讲：“现在离胜利已经不远了，眼前困难只是暂时的，只要我们武装起来，打败日本强盗，就能过上户户有地种，人人有饭吃的好日子”。人们从贺区长的教诲中，好象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

（三）组织生产自救，帮助群众度过灾荒年

“打野菜，打野菜，能吃的树叶采回来；采回来，渡灾荒，打日本，保家乡；保家乡，有力量，层层困难，难阻挡。”这是连年灾荒期间在群众中流传的一首歌谣。

1942年，是连年灾荒的第二年，旱灾雹灾和敌人封锁扫荡一同袭来，人民群众的苦难愈加深重。很多群众连糠也吃不上，有的把麦糠炒后磨成粉充饥，有的甚至饿倒了。这一时期是我们对敌斗争最艰苦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贺区长和区委的领导同志焦急万分，面对群众的困难，多次召开紧急会议，进行研究、讨论、想办法，同时向上级请示报告。经多方努力，从山西运来一部分粮食，首先保证不能饿死人。

于此同时，贺区长及区委的同志们带领群众积极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大力组织纺织渡荒。办法是向国家交1斤布，付给10斤粮（包括3斤加工费）。没钱买棉花的户，就先从合作社领棉花，交布后取加工费。不久，纺织生产在这一带形成高潮，男女老少齐上阵，男的看孩子做饭，女的纺织，小孩拐线，有的男人也学会了纺线。能干的平均毎天能纺1斤多线。这样就能领到1斤多米，再加上点糠菜，日子就不太难过了。

从1942年秋到1943年秋对头一年统计，群众共收入60多万斤粮食。这不仅有力支持了群众的生产渡荒，而且大力支援了抗日军政人员的穿衣用布问题。在这一运动中涌现出的活水“模范合作社”和“合作英雄”李鸣魁，“纺织英雄”郝何廷等同志，他们还出席了太行区的群英会。

区委在领导群众开展纺织自救运动的同时，还组织有水利条件的村子，实行村与村、人与人互助、互济，逐步走上互助起来的道路。贺区长亲自到当年麦收较好的活水、沙洺等村动员群众借出五、六十石粮食，接济了灾情严重的桃园沟内15个村子的阶级弟兄。区、村有关领导共同负责，保证秋收后归还。另外还捐了一批麦糠，作为无偿支援。同时组织群众打野菜，采树叶，搞副业，从游击区背盐、运棉花，供给后方军民，再从山西运回粮食和山货。就这样，全区人民顺利渡过了历史罕见的灾荒年。广大贫苦农民深有感触地说：“要不是来了共产党，还不一定饿死多少人哩！”

（四）带领群众开展“打蝗”运动，夺取早粮大丰收

1943年秋，在党和抗日政府的号召下，全区80％的土地种上了麦子。第二年的春天，根据地内田野里一片碧绿，麦苗长势喜人。不料，到3月，区的东半部发生了百年未遇的蝗虫群，由东往西漫延。蝗虫飞起来遮天盖日，落下来地皮变色，飞到树上树枝欲断、啃庄稼片叶不留。麦苗受到严重威胁，一场新的灾难就要到来。百姓们心如油煎，贺区长更是心急如焚，他立即带领十几位区干部，身穿便衣，携带武器，到紧挨敌占区的东寺庄村一带看蝗情。目睹密密麻麻蠕动的蝗群，谁见了都会打一个寒颤。怎么办呢？群众的生活又受到威胁。

当天回到区里后，贺区长就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治蝗措施：①大搞宣传，破除迷信；②大讲蝗虫的危害性；③大搞人海战役，向蝗开战；④运动中奖惩严明。运动刚刚掀起，东高壁村便遇到阻力，村干部向贺区长汇报说：“东高壁村地主白玉池，由于他的土地多，村上叫他摊钱出人，他坚决不干，并说：“这是神虫，我不去打，我也不派人去打，叫我出钱唱台戏敬敬‘蝗爷’还是可以的，你们这样打会越打越多！”这时地主在村上还有相当的势力，这种迷信宣传也还有一定市场。因此，有的群众听信了这种迷信宣传，使运动无法开展。

贺区长得知情况后，火冒三丈，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想：这种封建迷信思想一天不消除，蝗虫就不能被消灭，麦苗就保不住。群众就会吃更大苦头。他立即召开区干部紧急会议，经大家商议后决定就拿白玉池作典型，召开群众大会，狠狠批，重重罚，非把破坏消灭蝗虫的败类镇压下去不可。贺进决定罚白玉池小米20石（1石300斤），限3天交清。

第二天，召开了全区群众大会，贺区长代表区政府宣布了这一决定，并对白玉池的迷信思想和玩拒灭蝗的行为给予了有力的批驳。这个长头发，瘦矮子，操着一口正定话的年轻人，在万人群众大会上挥动着双臂，有声有色地向群众说：蝗虫是一种自然灾害，它是一种害虫，而不是神虫，更不是“蝗爷”，我们决不可听信白玉池的迷信谎言，要振作精神，破除迷信，组织起来，开展灭蝗斗争。这同抗旱抗日一样，人心齐，泰山移，只要我们齐心协力，灭蝗战斗一定能取得胜利！这时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久久没有平息下来。

会后3天，地主白玉池把小米老老实实送到区上。为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解决群众在灭蝗中的缺粮问题，贺区长主张把这部分小米发给灭蝗的群众。同时组织青年、民兵、积极分子及在校师生大力宣传，使群众的积极性更加高涨，“神虫越打越多”的迷信思想逐渐消除。

一场向蝗虫开战的群众运动掀起来了，男女老少齐上阵，贺区长也带领区干部投入了战斗，与群众同甘共苦，昼夜不停。他和负责游击区和敌占区工作的武东办事处协议，游击区群众，负责在继城边挖一道宽一丈，深六、七尺的封锁沟。并负责把沟东的蝗虫往沟里赶。继城区负责供应10万多斤柴草，分批铺在沟内，等蝗虫跳进1尺多深时就把火点着将它们烧死，会飞的大蝗虫飞过封锁沟。就组织群众分片捕打。经过这样的分工合作，取得很好效果。这场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中，贺区长没有吃过一顿热饭，没睡过一个囫囵觉，同群众同甘共苦，饿了啃块干窝头，渴了喝口凉水，赤着脚，卷着腿，处处以身作则，深受群众赞扬。经过30多天的战斗，取得了灭蝗斗争的胜利，获得了夏季好收成。

对蝗虫，敌占区是烧香、敬神、唱大戏，结果，引来大灾难。解放区是捕打、围剿、大火烧，结果迎来了丰收年。群众高兴地说：“贺区长真有办法，要不是贺区长，这丰年早被煌虫给夺跑了！”

（五） 积极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贺进同志为人正直、忠厚、热心助人，对同志对群众和蔼可亲。当时的区委书记武何栓是工农出身的干部，因一字不识，在工作中遇到很多困难，贺进手把手地教武何栓学文化。在贺进同志的帮助下，经过两年学习，武何栓同志有了很大的进步，初步能阅读一般书报。在开会讲话时，贺进同志总是预先帮他写好讲话提纲，念几遍给他听，而后让他试讲。一次武何栓同志讲话后，群众吃惊地说：“知识分子讲的好，工农分子也讲的也满不错呀！”又有谁知道，这个“满不错”里渗透着贺进同志多少辛勤的汗水呀。武何栓同志深感自己文化水平低，对工作不胜任，有次他恳切地对贺区长说：“咱俩把工作换一换吧！”贺进回答说：“那怎么能行啊，你是本地人，又出身工农，了解地方情况多，生产经验丰富。对群众疾苦比我体验得多，你有很多长处是值得我学习的，你说对吗？.………”这番谦虚而又热情的话语，便得武何栓同志也没啥可说了。

贺区长不仅对同志满腔热忱，对群众更是如同亲兄热妹，对妇女的解放事业也是关心倍至。当时东梁庄有个十四、五岁便失去父母的姑娘叫王果的，兄妹四人全靠大爷抚养，而大爷又是个残废人，加上连年灾荒，生活实难维持。为了孩子们的活命，大爷只好忍痛把她卖给万安村一个富户家里做了童养媳。果的到婆家后，因忍受不了公婆的百般虐待，曾几次偷偷跑回娘家，又被婆家人抓回去。贺区长得知此事，亲自找到果的，亲热地抚摸着她的头说：“小妹妹，别害怕，你婆家买你的钱我们还，心里有啥委屈你就讲出来，有共产党和区政府给你撑腰。”经过贺区长亲自调解审理，婆家再也不敢来要人了。

果的回娘家后，贺区长又对她的生活问题作了妥善安排，使得这个饱尝人间辛酸的童养媳从此见到了光明，获得了温暖，并使这位少女的心灵中树起了两大形象，一是共产党真好；二是贺区长真好。之后，在贺区长的教育和帮助下，果的先后当上了儿童团长，妇救会主任，并且入了党。她对工作积极主动，成为村上的积极分子，经常出入敌占区，进行革命活动，工作很出色。

在连年灾荒中，贺区长对少数流浪街头讨饭的问题很重视。经常对区干部说：“抗日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对生活极端困难的贫民搞救济。对没人管的孩子要管起来，这个任务交给村长、民事委员具体负责。继城镇的郭张栓是失去双亲、无依无靠的苦孩子，每日沿街要饭。贺区长主张：把他家的土地交给学校代种，由村上负责把他养活起来，并让他入学念书。后来，郭张拴在贺区长和村干部的关怀下，逐渐长大成人参加了工作，走上了革命道路。

（六）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带领区干部开荒种地

贺进虽出身于富裕家庭，但他自幼养成了艰苦朴素的良好习惯，大人给他的零用钱，他都用小盒子存放起来，从不轻易花掉。自参加革命工作后，在生活上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比如在穿戴上，从来不讲究，粗布衣，粗布袜，还是自家做的，盖的被子是1937年参加革命时从家里带来的。他平时不抽烟、不喝酒，更不下饭馆，下乡后就同群众同吃一锅饭。一次到后临河村下乡，派饭到武才贵家，才贵心想，区长轻易不来咱家吃顿饭，得让区长吃好点。于是，他让老伴中午做了两碗面条。贺区长看着这热气腾腾的面条便问“咱们全家都是吃面条吗？”说着双腿迈进厨房，一看家里人却吃的是汤菜小米饭，贺区长扭头就将这面条送到才贵父亲的手中，并乐呵呵地说：“老人家上年纪了，这面条应该您吃，我年青，吃什么都可以。”老人家眼含热泪，手打哆嗦地端着面条说：“我活了这么大年纪，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好的官阿！”

为了响应党的“开展大生产运动部分自给，以减轻群众负担”的号召。在区委的领导下，区政府组成了干部开荒队。贺区长以身作则，一马当先，带领大家起早贪黑地干。在他的影响下，个个精神抖擞，中午也不肯休息。贺区长的手磨起泡，结下了茧，同志们劝他休息，他总是说：“这算什么，比前方流血牺牲好过得多了。”开出的荒地种上谷子，贺区长抽空就往地里拉大粪，群众看到区长挑大粪；认为是件新鲜事，说：“国民党区长贺银华骑马坐轿还嫌不舒服，共产党区长贺进同我们一样挑大粪，真是少见的事啊！”

辛勤的汗水换来丰硕的果实，由于贺区长和区干部们的辛勤劳动，秋天的谷子获得了好收成。第二年小麦也超了产，谷、麦两季都超额完成了三个月粮食自给任务。这不仅促进了生产，减轻了灾民的负担，而且密切了党群关系。

(七)文武双全多才多艺，关心支持教育成立完全小学

贺进同志不仅有文武结合的指挥能力。而且有超群的口才，是做宣传鼓动工作的能手。他和同志们研究如何做好党的群众工作时说：“要做好宣传工作，让群众爱听自己的话，每次讲话时，目的要明确，先弄清这次讲话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内容要丰富，语言要生动，形象要鲜明。根据党的方针政策，从群众的思想实际出发，解决他们思想中的现实问题。同时，旗帜鲜明，坚持什么，反对什么，爱什么，恨什么基次，应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的听众心服口服。”

贺进同志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毎次开会只要有贺区长讲话，群众总是提前到会。贺区长咬字清楚，声音圆润洪亮，生动活泼，感情充沛，有声有色，再加上他的手势，简直象演员演戏一般。男女老少无不爱听。只要贺区长一讲话，会场上有时笑声朗朗，有时鸦雀无声，没人打盹，没人喧哗，更没人想离开。一散会，群众象看戏回来一样，心情格外舒畅，高兴地说：“听了贺区长的讲话，真比看三杆旗（武安当时名演员）还过瘾”值到现在，在继城只要一提起贺区长开会，凡是听过他讲话的人都会赞不绝口。可见贺区长的进话使得多少人从他的口中明白了真理，汲取了力量啊！

贺区长还特别关心穷苦孩子识字读书问题。抗战时期，继城只有一所初级小学。贺进同志想，要解决这里群众文化水平低的问题，适应当前形势需要，就必须开设一所完全小学。他把这一想法向区委进行了汇报，和区委领导同志交换了意见。区委同意他的意见，决定将继城初小改成完小，并由贺进同志兼任校长。

为了适应当时经济形势和战争年代的特点，同时保证适龄儿童都能上学，就采取“学习、生产、备战”三结合的办学方法。按10人结成一个学习互助组，互相帮助，进行学习，坚持农闲学习，农忙生产；夜间学习，白天生产。同时，互助起来站岗放哨和做家务活，如拾柴、担水等，深受家长们的欢迎。特别是对家庭条件不好的儿童帮助更大，既解决了家庭困难，又学习了文化。同时村上还拔给学校一些闲散土地，供学校生产之用，以弥补学校经费不足。为配合战备训练，在体育活动中让学生打枪、学投弹、埋地雷等等军事技术。这种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做法，深受干部、家长的欢迎。

贺进同志不仅关心孩子们的学习、生产，而且还很注意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他经常给孩子们上政治课，作时事报告，还同孩子们一起唱歌、打球、做游戏、谈心。学生们在他的耐心教导和培养下，健康成长，进步很快。从毕业的百十多名学生来看，大部分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优良的学习成绩和勤劳俭朴的生活习惯。这批学生毕业时，正值抗日战争即将胜利，解放战争即将开始之际，因此，不少同学离开学校走向了革命队伍，成为一批骨干力量。后来，有的南下到了大别山，有的还参加了抗美援朝，现在多数已成为县团级干部，有的提升为副师级，有的象他们敬爱的贺区长一样，将青春献给了祖国的解放事业。

（八）为掩护群众转移，英勇牺牲，乡亲们眼睛都哭肿了

1944年10月10日的傍晚，贺进区长和民政助理员赵湘等同志一起到困难最大，离敌人据点只有12华里的东梁庄去帮助秋收种麦。因汉奸李天顺、孙国良告密，在次日凌晨，突然听到枪声，放哨的民兵急促地跑来报告：“贺区长，敌人来了！”贺进同志马上跑到村指挥部门口窥探，发现敌人分路包围过来。

这时，赵湘和村干部也跑出来了，个别群众惊慌失措地在街上跑。大家催着他和赵湘同志快进村里掩避洞，但贺、赵二同志断然拒绝，并说“在这关键时刻，我怎么能丢下群众不管，去保自己的命呢！”他用命令的口气对村干部说：“赶快带领群众沿河沟向村南转移，我和赵湘同志在后边掩护，要快！立即行动！”

当群众刚到南河沟时，一股敌人尾追过来，贺、赵二同志为了掩护群众安体转移，让群众脱险，他俩立即向村西方向奔去，并朝敌人开枪射击，故意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自己方面来。群众脱险了然而他俩却被从山坡上冲下来的一股敌人重重包围，因寡不敌众，赵湘同志在同敌人搏斗时，头部中弹英勇牺牲了。这时贺进同志下肢负了伤，子弹也打光了。为了不让敌人获得武器，他迅速把手枪拆开摔坏，顺手搬起一块石头向猛扑过来的敌人砸去。这时，士儿颗万恶的子弹向他射来，贺区长倒在血泊里，为国为民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第二天，正当人们端起碗吃早饭的时候，这个不幸的消息传到了继城的大街小巷。男女老少听后，简直象一盆冷水迎头浇来，又象一块千斤重石压在头上，万分悲痛，千仇万恨交织在一起。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正在端着碗吃饭的老大爷说：“我不信，贺区长不会死的”。

但事实毕竟是事实，它是无情的。回来的不是满面春风的贺区长，而是贺、赵二同志的遗体。全村男女老幼见后，无不悲痛欲绝。妇女们哭喊着说：“贺区长啊贺区长，您再睁开眼看我们一下吧……”有的人赶紧撂下饭碗，缅出清水，给烈士们净面，洗伤口上的血迹，有的人献出目已最好的衣服、鞋帽，给烈士穿戴上。由贺进同志亲手创建和辛動培肖的继城完小的师生们，闻讯贺校长突然牺性的噩耗后，有的采右木鸡，有的失声痛哭。不少人把眼睛都哭肿了，他们忘记了吃饭：忘记了上课于被贺进和赵湘同志掩护而脱险的东、北梁庄的广大群众，更是悲愤填膺。尤其是对贺区长感恩最深的王果的，简直象疯了一般，哭得几天都吃不下饭。

为了悼念贺、赵ニ同志继承先烈遗志，县里在继城镇召开了追悼大会。李承文县长代表全县人民在全区隆重的追悼大会上致悼词，他几次声音哽塞，泣不成声，台下的群众，个个低着头，用手绢儿、衣襟和袖子擦着眼泪，有的失声痛哭，站立不起。

会后，广大群众化悲痛为力量，决心抗战到底，赶走日寇，誓为贺区长报仇。

县里为了永远纪念自己的亲人贺进和赵湘二位烈土，干部群众一再要求把继城镇改名贺进镇；把贺进、赵湘二同志牺牲的地方邓家庄改名为贺赵庄。现在的“贺进”、“贺赵”，不仅是两个村，而且是乡镇所在地的名称，一个叫贺进镇，一个叫贺赵乡（贺赵乡现于寺庄乡合并）。

位于贺进镇的贺进烈士陵园

位于贺赵的赵湘烈士陵园

为永远纪念先烈士教育后代，在贺进镇建立了烈士祠堂，院内青松挺立，象征着烈士们坚韧不拨，忠贞不屈，英勇顽强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门旁对联镌刻着，“革命英雄血洒太行，为国牺牲万古流芳”。

1970年4月5日，又在贺赵通往西河沟（烈士牺牲地）的山坡上，群众自发集资，自找石工，刻制了一座纪念石碑，上面刻着：“抗日烈士贺进、赵湘同志牺牲纪念。”年复一年过去了，此碑虽处在山坡上，但无丝毫损伤，并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一个场所，当地的党员、干部、民兵、学生……继常到这里请老一辈知情人讲烈士的英雄事迹，上传统教育课。每逢讲到当年生产度荒，贺区长同群众一起拉犁种麦时，讲到当敌人包围袭击，贺、赵二同志为了掩护群众而壮烈牺牲的经过时，所有听讲的人不禁潸然泪下，甚至失声哭泣。

78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的好儿子贺进和赵湘同志却永远活在武安人民心中，他们的高尚情操和英雄行为永远成为武安人民精神的无价之宝。

素材来源于乔培勤、秦考增的《贺进烈士传》

作者观点：当年贺进、赵湘二位烈士牺牲的地方邓家庄改名为贺赵庄是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乡镇合并时为什么撤掉了贺赵乡？有没有考虑到群众的感受？有没有考虑到因此会影响到对烈士的纪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