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五年仲春，东海王司马越，病死于河南项城。与此同时，刘汉将领石勒率兵攻占宁平城，并在宁平之战中射杀了为司马越送葬的十余万晋军士兵。同时，石勒还俘获了王衍、襄阳王司马范、齐王司马超等一干晋室重臣，最后石勒更将东海王司马越的尸体挖出焚烧，至此，祸乱中原的“八王之乱”终于落下帷幕。

从晋惠帝元康元年到晋怀帝永嘉五年，从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与皇后贾南风，合谋杀死辅国国丈杨俊，再到东海王司马越死后被焚，这场跨越十六年的“八王之乱”，给初生的西晋王朝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在短短五十年的国祚中，这场源于封国藩王互相争夺，中央权力的贵族变乱，几乎就是西晋朝廷短命的最直接原因。

回望西晋的立国故事，这场起于上层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争斗，似乎早在晋武帝司马炎时期就已经种下祸根。谈到晋武帝司马炎，与其说他是开国君主，毋宁说是守成君主更为合适。从司马家族的发家史，不难看出，司马家属于典型的“下山摘桃子”；司马家先是摘了曹魏家的桃子，借助曹魏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轻松消灭了一息尚存的蜀汉政权；随后司马炎继续摘桃子，总算灭了孙吴政权统一了中国。

司马炎建立西晋后，总结曹魏政权兴亡教训，认为曹魏政权之所以被自己家“摘桃子”，原因在于曹魏摧残骨肉，以致于宗室凋落，孤立无援。因此司马炎开始分封诸侯王，想借宗室力量屛护中央，以防政权被别人“摘桃子”；同时他还接受近臣杨珧的建议：“古时封建诸侯，实为屏藩王室起见，今诸王公皆在京师，实与古意未合，应一律遣使出镇，俾就外藩。且异姓诸将，散屯边疆，皆非可恃，宜用亲戚，隐为监视”，将分封的藩王，纷纷赶出京师，到各自的藩国就任。

分封藩国的确有利于拱卫中央，但也会带来藩王叛乱的问题，西汉“七国之乱”就是殷鉴，这类问题连我们凡夫俗子都能想到，司马炎更是洞若观火。为了能让皇位在自己直系子孙中传承，司马炎采取措施限制藩王权力，比如将藩国分为三等，等级不同配置军队数量不同：大国置三军，共五千人；次国二军，共三千人；小国一军，共一千五百人；在藩国财权方面，规定藩国只能收取税赋的三分之一，其余要上缴国库；在藩国人事使用方面，核心官员要由朝廷任免，这些人协助藩王治理藩国，同时负责监视藩王。

按司马炎的想法，经过这番设计，中央就控制住了藩国的军事、财政和人事。藩王就无法对朝廷造成有效威胁，但司马炎错看了人心，低估了欲望。权力欲望就像锁在瓶里的空气，一旦瓶子打开，就会扩散得无边无形。

当然藩王环伺只是导致“八王之乱”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是司马炎没能给新生的帝国选择合适的继承人。司马炎晚年，皇位继承人有两个，一个是皇太子司马衷，一个是皇弟司马攸(封齐王)。先说司马攸，他也是司马昭的儿子，而且他在朝臣中的名声很好，当初司马昭本意是要立司马攸，奈何司马炎是长子。

当时包括卫瓘、张华这样的重臣，都倾向于让司马攸继承皇位。而且与太子司马衷相比，司马攸的优势太明显了。太子司马衷是个白痴，当时朝廷内外无人不知，只是大家都比较委婉，不说他傻而是“淳古”。

可是司马炎执意要扶傻儿子当皇帝，因为他想把皇位留给自己的直系子孙。司马衷虽然傻，但他有个聪明伶俐的儿子司马遹。司马炎特别喜欢这孩子，说他像祖父司马懿，一直想把皇位留给他。也就是说，司马炎想玩“曲线救国”那一套，让先当上皇帝的大傻带动小聪明，最终实现皇位的顺利传承。

如此一来，选择辅政大臣就变得十分重要，只有选择合适的辅政大臣，才能确保司马衷能顺利把皇位传到司马遹手中；相反，如果辅政大臣选择不当，就会出问题。事实上，八王之乱的口子，也就是从这里撕开的。

结果巧得很，司马炎选择了两个最平庸的辅政大臣，一个是他的岳父杨俊，一个是他的叔叔司马亮。之所以这样选择，司马炎有着自己的考虑，杨俊是皇后的父亲，也就是外戚势力代表；而司马亮则是众藩王中资格较老的，明显司马炎是想在外戚和宗室之间达成某种平衡。或许会有人说，既然想要制衡两方势力，为什么不从两个阵营中选出较有能力的。当然也好理解，能力强的人，想法就会多，别说辅政了可能直接就上位了；庸人虽然能力差，但好在是听话不惹事。

就此导致“八王之乱”的内、外条件都已具备，只欠一个导火索。司马炎很快就找到了导火索，他给傻太子娶了一个叫“贾南风”的太子妃。贾南风堪称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后宫妖后”，长得虽然丑，但是权利欲望大；权力欲望大就算了，还很有心机。权力欲熏心的贾南风，不安于权力被杨俊一族掌握，于是暗里联系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进京勤王，处理了杨俊一族。随后贾南风又联合司马玮，转头灭了司马亮；最后贾南风又以司马玮矫诏，肆意杀害朝廷重臣为借口处理了司马玮。

就此，“八王之乱”的大戏拉开帷幕，正式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