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很多文献学论著在讨论清代藏书和版本时，几乎都认为清人在藏书、校书时专爱宋本，存在着“佞宋”的学术风气。实际上，这种判断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引领清代文献学风气的陆贻典、卢文弨、黄丕烈、顾广圻、戴震、钱大昕、段玉裁、叶德辉等文献大家均反复指出宋版书存在的问题，认为宋本有优劣高下之分，不如后世版本者亦比比皆是，对盲信宋本者进行了尖锐批评，他们的言论和行为代表着清代学者的治学精神和学术主流，清代所谓“佞宋”，根本没有形成风气。重古而不泥古，贵宋而不佞宋，唯善是从，唯是而用，才是清代文献学家藏书、校勘的真正风气。

翻检迄今为止的诸多文献学论著，凡论述到清代典藏学和版本学者，几乎都认为清代文献学家在典藏、版本方面有“佞宋之癖”，人们在藏书、校书时专爱宋代刻本，以至于形成了“佞宋”之风。事实真的如此吗？通过仔细研究这一时期文献学发展的状况，笔者发现，所谓“佞宋”之风的判断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在中国文献学史上，宋版书以校勘精良、刊印精美而著称，其中许多是世所公认的珍本，深受历代藏书家、版本学家以及校勘学家的珍视，尤其是从明末开始，宋版书的存世量日益减少，物以稀为贵，不少人对之推崇备至。清初藏书家钱曾“生平所嗜，宋椠本为最”，被人戏称“昔人佞佛，子佞宋刻”[1]286。而钱谦益藏书也是“太偏性……所收必宋元板，不取近人所刻及钞本”[1]286。由于“宋刻本书籍流传至今，已成稀世之宝……吉光片羽，无不奇珍”[2]，宋刻本遂成为藏书家和校勘家追逐的目标。到了乾嘉时期，著名文献学家黄丕烈更是自称“佞宋主人”，被认为“今天下好宋版书，未有如荛圃(黄丕烈号荛圃)者也”[1]462。似乎这种“佞宋”风气愈演愈烈，到乾嘉时期达到了极致。事实上，清代学者，尤其是乾嘉学者，并不盲信宋版书，而是能一分为二来看待它们的价值，既重视宋本，又不迷信宋本，对宋版书的优劣有着清醒的认识，甚至对宋版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批评。所谓专爱宋刻、盲信宋本的“佞宋”之风是不存在的。

对于宋本的价值，清代学者给予了充分肯定。黄丕烈认为“盖书以宋刻为最佳”[3]364，主张校书要以宋本定是非，“不得宋刻，总不敢定其是非”[3]143。顾广圻则把那些蔑视宋本之人称为“瞽人”，“世间瞽人，往往诋宋本不足重，呵佞宋者为浅学，彼顾未尝究心于铅椠耳”[4]266。在顾广圻看来，藏书、校书不懂得宋本的重要，和瞎子没有什么两样。

从校勘角度讲，清人藏书、校书重视宋本，在观念上无可指责。因为到了清代，宋以前的刻本很少有流传下来的，宋代的刻本已经是“旧本”和“古本”了，比较接近书的原貌，而“校正书籍，自当先从本书相传旧本为定”[5]284，这是文献校勘必须遵循的原则。

诚如王欣夫所言：“本子愈古，它与作者的距离愈近，辗转翻刻的次数也愈少，保存的真面目便愈多，所以可贵。”[6]就清人而论，他们在文献研究中重视旧本，尤其重视宋本的价值，看到的是宋本的学术价值。对于宋本中存在的问题，他们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并未盲信宋版书，不存在一味“佞宋”的现象。

卢文弨重视宋本，认为“宋本之可贵，盖不止一端也”[5]114，但他不盲信宋本，认为“宋本自胜近世所行本，然亦多错误”[5]59，因为宋人勇于改经，故刻本中错误也在所难免，“今之所贵于宋本者，谓经屡写必不逮于前时也。然书之失真，亦每由于宋人。宋人每好逞臆见而改旧文”[5]24。盲信宋本有时会造成很大错误，明代毛斧季、吴元恭校贾谊《新书》，盲信宋本，不知别择，结果出现不少问题，卢文弨批评说：“宋本科段字句有绝佳者，而讹脱处亦致不少，两君一无持择，疏矣！”[5]142

黄丕烈号称“佞宋主人”，似乎唯宋本是尊，实际上黄丕烈并不“唯宋”，他对宋本亦有较为客观的看法，他说：“书本之善者，不必定以宋元本为可宝也……明刻之可贵，不亚宋元。”[3]287可见，黄丕烈对宋版书并不盲目崇拜，他曾说：“今人校书多据宋本，亦有高下之别。即如《说文》，汲古阁校刊据北宋本，而钱君(景开)所据以校汲古阁本者又为麻沙宋本。是二本者，安知不有瑕瑜耶？金坛段君玉裁为今之名儒，取钱君校本于宋本之谬者旁抹之，诚为有识。然余将近时传本展阅，亦有一二可据，何必过信汲古阁之本而没其善也。”[3]21黄丕烈甚至认为宋刻本有不及元、明刻本者。如他在校宋本《周礼郑氏注》跋中就指出宋刻非佳本，而明刻“为最善”，“《周礼》纂图互注本，曾见宋刻，非佳本也。经注本此为最善，不附释文，尤为可宝”[3]353。他在元大德本《后汉书》跋中也说：“此外如建安刘原起刊于家塾敬室本，又有一大字，皆名为宋，而实则不及元明刊本。”[3]25总之，黄丕烈主张对据以收藏及校勘的各种版本，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深入鉴别，不能盲信。今人只据黄丕烈自号“佞宋主人”就说他盲目崇拜宋本，实在是对黄氏的极大误解。

黄丕烈的好朋友顾广圻对于宋版书中存在的问题也有清醒的认识，他曾专门对南宋建本提出过批评：“若夫南宋时建阳各坊，刻书最多，唯每刻一书，必倩雇不知谁何之人，任意增删换易，标立新奇名目，冀自玄卖，而古书多失其真。逮后坊刻就衰，而浮慕之敝起，其所刻也，转转舛错脱落，殆不可读者有之。加以牡丹水利，触目满纸，弥不可读者有之。又甚而奋其空疏白腹，敷衍谬谈，涂窜创疻，居之不疑。或且凭空构造，诡言某本，变乱是非，欺绐当世，阳似沽名，阴实盗货，而古书尤失其真。若是者，刻一书而一书受其害而已矣。”[4]164宋代刻书固然较为精良，但水平依然有高下之分，任意篡改、校勘不精的刻本也比比皆是，绝不可盲信。看到这一点的不仅有顾广圻，杭世骏就明确指出：“今之挟书以求售者，动称宋刻。不知即宋亦有优有劣。有太学本，有漕司本，有临安陈解元书棚本，有建安麻沙本，而坊本则尤不可更仆以数。”[7]刻本一多，自然泥沙俱下。宋人苏轼、陆游在当时就尖锐地批评过宋代刻书者“以意改书”“略不校雠”的现象。苏轼云：“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贱之人好恶多同，从而和之，遂使古书日就舛讹。”[8]陆游则说：“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书版，而略不校雠。错本书散满天下，更误学者。”[9]宋代人即对当时的刻本多有微词，后世之人自然不能完全迷信宋版书。

戴震从不迷信宋版书，认为即使是宋版，也有不足之处，决不能佞宋，“宋本不皆善，有由宋本而误者”[10]。段玉裁对待宋版书同样有正确的态度，他说：“有所谓宋版书者，亦不过校书之一助，是则取之，不是则却之，宋版其必是耶？”[11]300又说：“自有《十三经》合刊注、疏、音释，学者能识其源流同异，抑鲜矣。有求宋本以为正者，时代相距稍远而较善，此事势之常，顾自唐以来积误之甚者，宋本亦多沿旧，无以胜今本，况校经如毛居正、岳珂、张淳之徒，学识未至，醇疵错出；胸中未有真古本汉本，而徒沾沾于宋本，抑末也。”[11]明确批评盲信宋本者为“末流”。

钱大昕对版本有极为高明的见解，他反对在校勘文献时抱残守缺，仅据一本就妄下定论，即便是对校勘较精的宋元刊本，他也不完全盲信。他说：“金根、白芨之徒，日从事于丹铅，而翻为本书之累，此固不足道。其有得宋、元刊本，奉为枕中秘，谓旧本必是，今本必非，专己守残，不复别白，则亦信古而失之固者也。”[12]他还说：“今人重宋刊本书，谓必无差误，却不尽然……是南宋初刻本已不能无误矣。张淳《仪礼识误》、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所举各书异同甚多，善读书者当择而取之。若偶据一本，信以为必不可易，此书贾之议论，转为大方所笑者也。”[13]507钱大昕主张在校勘时要多本互参，不能盲信宋本，尤其不能认定宋本“必无差误”，这在文献收藏及文献校勘方面是极高明的见解。

对于宋本与时本价值的优劣，陆贻典在校《管子》跋中有一段话值得注意，陆氏云：“古今书籍，宋版不必尽是，时版不必尽非。然校是非以为常，宋刻之非者居二三，时刻之是者无六七。”[14]显然，陆氏认为宋版和时版都会有错误，没有“尽是”“尽非”之书，但比较而言，宋版校刻较精，错误较少，价值更高些，这种判断是大致可信的。

晚清文献学家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梳理了宋代刻书多讹舛的情况，列举了宋刻本中“为佞宋者所讳言”的“可笑”“微瑕”“大谬”“校雠不善”等具体实例，指出“古今藏书家奉宋椠如金科玉律，亦惑溺之甚矣”[15]，进一步破除了“庸妄之人”对宋版书的迷信。对于有清一代藏书家、校勘家对宋版书的理性认识，叶德辉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后世文献校勘效法的榜样，所谓“前辈校书，并不偏于宋刻，是又吾人所当取法矣”[13]133。

由以上论例可知，陆贻典、卢文弨、黄丕烈、顾广圻、戴震、段玉裁、钱大昕、叶德辉等人，不但很清楚宋版书有优劣高下之分，而且提出宋版书也有不如后世版本者，对宋版书抱以正确科学的态度。这些人都是引领清代藏书、校勘潮流的著名文献学家，他们的言论和行为影响着一代学术风气，代表着清代学者治学的风格，他们以“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对待宋版书，并不“佞宋”。清代所谓“佞宋”，不过是好事之徒附庸风雅、装饰门面之举，不仅没有影响文献学的发展，更不可能形成风气。

要之，清代文献学家在对待文献典籍时重古而不泥古，贵宋而不佞宋，善旧而不非新，唯善是从，唯是而用。这才是清代文献学家的版本价值观，是清代藏书、校勘的真正风气。（王林艳）

[1]叶昌炽.藏书纪事诗[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

[2]孙庆增.藏书记要[M]//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5-36.

[3]黄丕烈.黄丕烈书目题跋[M].北京:中华书局,1993.

[4]顾广圻.顾千里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7.

[5]卢文弨.抱经堂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

[6]王欣夫.王欣夫说文献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81.

[7]杭世骏.道古堂集[M].乾隆间刻本：卷十九《欣托斋藏书记》.

[8]苏轼.仇池笔记[M]//东坡志林·仇池笔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213.

[9]陆游.渭南文集[M].四部丛刊本：卷二六《跋历代陵名》.

[10]戴震.戴震全书：六[M].合肥:黄山书社,1995：717.

[11]段玉裁.经韵楼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2.

[12]钱大昕.潜研堂文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402.

[13]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14]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M].光绪八年十万卷楼刊本：卷四二《兵家类·管子二十四卷》.

[15]叶德辉.书林清话[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32.

来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