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京揭晓，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入选。这处滇池之滨的遗址何以脱颖而出？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探索，它揭开了哪些文明密码？又承载着怎样的历史价值？

一片片简牍、一个个印泥、一块块瓦当……河泊所遗址商周至汉晋时期的系列重大发现，厘清了云南滇中地区从商周至秦汉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演变脉络，深化了对云贵高原古代历史文化面貌的认识，是近年来西南边疆考古取得的最新成果。

河泊所遗址。晋宁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历史坐标

滇池之滨的文明交汇点

河泊所遗址坐落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村附近，距曾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古墓群仅700余米，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是云南高原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商周至汉晋）的中心聚落遗址。

河泊所遗址上蒜一小地点历年发掘区位置示意图。来源：“云南省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遗址核心区面积3平方公里，被梁王山、左卫山等山脉环抱，河泊所村至上蒜一小区域密集分布着城墙、道路、官署、河道等遗迹，出土封泥1300余枚、简牍50000余枚（有文字者5000余枚），以及“益州”铭文瓦当、高等级建筑构件等遗物。

河泊所遗址。晋宁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尤为关键的是，“滇国相印”“益州太守章”等封泥的出土，首次以文字实物印证了西汉在滇国推行“郡国并行”制度：既保留滇王名号，又设郡县实施实际管辖。这一发现将滇池地区的历史叙事从传说引入实证，揭示了古滇国从独立方国向中央郡县转型的政治轨迹。

河泊所遗址考古现场。晋宁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双重身份

从滇国都邑到益州郡治

遗址的震撼之处还在于其“时空叠压”的特殊性，完整呈现了边疆治理的“双重结构”：据考古学家介绍，从遗址的地理位置、聚落形态及考古发现推测，河泊所遗址（所在的）河泊所村极有可能是古滇国的都邑，而位于河泊遗址东面的上西河（村）片区极有可能就是汉中央政府所设的益州郡的郡治。

古滇都邑与益州郡治。来源：“云南省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商周至秦汉的连续堆积层中，发现大型木构建筑基址、祭祀区及手工业作坊，发掘的“滇王相印”封泥与石寨山墓地出土的“滇王之印”形成呼应，印证此地曾为滇国核心区，佐证了西汉对滇国“授王印、设郡守、派国相”的柔性治理策略。

河泊所遗址出土封泥。来源：“云南省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汉代城墙、环壕与“益州”铭文瓦当的出土，明确上蒜一小区域即益州郡治所在地。出土“益州太守章”“滇池长印”“建伶令印”等24县官印封泥，与《汉书》记载的益州郡辖区高度吻合，填补了中国早期郡县制考古的空白。

万枚简牍

解读历史的“地下文库”

50000余枚简牍的集中出土，成为解码古滇国文明与中央王朝治理边疆的“地下文库”。

河泊所遗址出土纪年简牍。来源：“国家文物局” 微信公众号

到目前为止，仅在河泊所遗址上蒜一小片区便发现简牍近40000余枚，其中既有西汉时期的简牍，又有东汉时期的简牍。简牍内容丰富，涵盖文告、官方往来文书、司法文书、户版、名籍、书信和典籍等，涉及政区建制、职官制度、赋役制度、司法制度和民族关系等多个方面。

河泊所遗址简牍保护。晋宁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简牍中有关秦汉时期“郡、县、乡、里”的发现，填补了秦汉时期郡县制考古实物记录的缺失，为我们研究秦汉时期西南边疆的社会结构、行政管理、文化交融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许多内容在以往的历史文献中鲜有记载，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我们对西南边疆历史的认知体系。

河泊所遗址简牍保护。晋宁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这些文字遗存与封泥、城址共同构成“三重证据链”，使西南边疆从“文化飞地”转变为中华文明演进的关键现场。

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的考古成果，为我们深入研究古代西南边疆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实证资料。随着对该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推进，以及封泥、简牍释读研究成果的推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在西南边疆的历史演进过程将愈发清晰、准确、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