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元末起义军中第一大英雄，非刘福通莫属。

历史上著名的起义口号，“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就是刘福通和韩山童策划的。

韩山童有异志，以白莲教主的身份鼓吹“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广收门徒，积蓄力量。

刘福通原是汝宁府颍州西刘营（今界首市城区颍河南岸旧刘兴镇）巨富，因遭元朝钦差贾鲁的欺压，家宅被毁，悲愤莫名，成为了韩山童的信徒。

至正四年（1344）五月，黄河暴溢，沿河郡邑均遭水灾。元廷强征民夫治水。

韩山童、刘福通先在社会上散布“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谣谚，然后在河滩下面埋了一个独眼石人。而当民工挖河掘出，韩、刘两人即跳出来举事，韩山童自称为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福通自称南宋将刘光世后代，当辅之，一齐鼓吹起兵乃是上应天意、下达民情，揭开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起义之初，韩山童被捕牺牲，刘福通拥其子韩林儿为主，冲州撞府，不断把事业做强做大，一度成为了北方各支红巾军的共主。

至正十五年（1355年）二月，韩林儿在毫州（安徽毫县）称帝，但因遭到元军的猛烈围攻，被迫迁居安丰（安徽寿县）。

至正十八年（1358年）五月，刘福通发起四路大军北伐，自己亲率中路军攻占了北宋旧都汴梁（河南开封），遂迎韩林儿居之。

可惜的是，次年八月，元军察罕帖木儿以雷霆万钧之势摧击汴梁，刘福通难于支撑，不得不和韩林儿逃回安丰。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盘踞吴地的张士诚趁红巾军穷途末路，遣大将吕珍率雄兵十万长袭安丰。

韩林儿万般无奈，只好向原属红巾军体系的朱元璋呼救。

朱元璋认为“安丰破，士诚益张，不可不救”，毅然派兵救援安丰。

这次救援的结果，是朱元璋打败吕珍，将小明王韩林儿安置于滁州（安徽滁县）。

将韩林儿安置于滁州，那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但是，起义军中第一大英雄刘福通却下落成谜，众说不一。

按照《明太祖实录》卷十二的记载：龙凤九年二月，“张士诚将吕珍攻刘福通等于安丰，入其城，杀福通等。先是，福通等兵势日蹙，以安丰来附，至是为珍所杀。三月，上（朱元璋）率常遇春等击安丰。珍兵大败，俘获士马无数，上乃还”。

《明太祖实录》乃是官方史料，属最权威著作，此说一出，张廷玉《明史》、夏燮《明通鉴》、毕沅《续资治通鉴》、高岱的《鸿猷录》、以及查继佐的《罪惟录》、郎瑛的《七修类稿》、陈邦瞻的《元史记事本末》、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均持此说，即刘福通没能支持到朱元璋来救，已死于吕珍之手。

朱元璋的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编辑《通鉴博论》，称“廖永忠沉韩林儿于瓜步，大明恶永忠之不义，后赐死。”

这一条记载，单说韩林儿之死，不提刘福通，即是与《明太祖实录》里刘福通阵亡于安丰的说法一脉相承。

不过，明末钱曾却直言：“此非宁王之书法，圣祖之书法也。”

另外，时在朱元璋军中任典签的刘辰著《国初事迹》又记：“张士诚围安丰，福通请兵救援，太祖亲援。初发时，太史刘基谏曰：‘不宜轻出，假使救出来，当发付何处？’太祖不听。先遣常遇春引兵至安丰，士诚遂解围。福通奉韩林儿弃安丰，退于滁州，居之”。

钱谦益的《国初群雄事略》卷一云：“安丰被张氏围困，城中人相食，刘太保等饥饿无措，遣人求援。上（朱元璋）亲率大军援之，大败张氏。邀请小明王及母、妹并臣刘太保，悉领五奕官军，弃城，悉诣庐州营中。上设銮驾伞，迎驻滁州。”

这两部书记载都认定刘福通并未死难，而是得朱元璋解救，与韩林儿一同被护送到滁州去了。

元末明初人权衡所著的《庚申外史》甚至记韩林儿和刘福通根本等不到朱元璋前来解救，早已成功突围到了滁州，后来被朱元璋迎归建康，同在瓜州渡溺水身亡——“小明王驻兵安丰，为张士诚攻围，乘黑夜冒雨而出，居于滁州。至是（1366年），朱镇抚（朱元璋）具舟楫迎归建康。小明王与刘太保（刘福通）至瓜州渡（江苏六合东南），遇风浪掀舟没，刘太保、小明王俱亡。”

权衡的说法影响力很大，吴宽《平吴录》、近人柯绍忞《新元史》以及当代史家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就支持了他的说法。

而从韩林儿和刘福通反元斗争的经历来看，他们的确有多次放弃都城、另寻出路的经验，即在苦等朱元璋不来的情况下，寻隙突围至滁州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当然，有人曾提出，刘福通既然有能力突围，以他的性格论，他就不会受控于人，但史书却杳无与之相关的记载，说明他应该已阵亡于安丰。

可惜的是，《元史》和《新元史》的顺帝纪，《新元史》和《明史》的张士诚传均无吕珍杀刘福通的记载。《新元史韩林儿传》的记载其实是与权衡的《庚申外史》是一样的。

想想看，《元史》是由朱元璋手下大儒宋濂、王袆为首主编的，他们肯定不敢明写刘福通和韩林儿同死于瓜步。但他们不写吕珍杀刘福通，这不就是暗中给后人留下了线索吗？再者说了，刘福通是元末反元势力中的重要人物，如果他是真死于吕珍之手，这可是一件大事，没有理由一字不提啊。

综上所述，刘福通并非壮烈就义于张士诚的狼虎之军，而是郁闷就死于朱元璋阴狠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