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雄讨董卓过程中，孙坚诛杀荆州刺史王睿之后，董卓控制的东汉政权任命刘表继任荆州牧。

灵帝崩，代王叡为荆州刺史。《三国志 刘表传》

刘表面对的，除了一个表面上光鲜的职位外，其余皆是棘手问题。

此时，荆州北部正遭受着袁术征讨董卓的大军压力，南部则是叛乱分子遍地开花。

原本作为稳定力量的孙坚，现已挥师北上，与袁术并肩作战，对抗董卓。

荆州境内各路势力见刺史空缺，纷纷趁机崛起，尤其是南部本就实力雄厚的各大家族和宗族，抓住这一时机举兵反叛，导致整个荆州地区“盗匪肆虐，交通断绝”。

刘表之初为荆州也，江南宗贼盛，袁术屯鲁阳，尽有南阳之觽。吴人苏代领长沙太守，贝羽为华容长，各阻兵作乱。《三国志 刘表传》

朝廷所下的任命诏书，袁术肯定不会接受，而南方那些叛乱的宗族头领更不会听从。

此时，除了强势的袁术外，还有两位名声显赫的人物。

一位是孙坚去世后，占据长沙并自立为长沙郡守的苏代；

另一位则是占据华容，自封为华容县长的贝羽。

刘表面对荆州的混乱局面，应采取何种策略呢？

之前作为监察官，并未像孙坚那样拥有属于自己的军队和人马。

在这样一个纷扰的时代，刘表除了朝廷的一纸任命书外，几乎一无所有。

尽管如此，刘表仍须接受荆州刺史的职位，他必须逐步推进，首先确保自己能够安全抵达荆州就任。

但前往荆州的道路并不平坦，袁术的大军阻挡在长安、洛阳与荆州治所汉寿之间，这让刘表的安全抵达变得困难重重。

刘表并非如《三国演义》所描绘的那般优柔寡断，他单独一人绕开袁术的大部队，单骑闯入荆州境内，直至南阳南部的南郡宜城（今日湖北宜城）。

表初到，单马入宜城，而延中庐人蒯良、蒯越、襄阳人蔡瑁与谋。《三国志 刘表传》

可以说，刘表的单骑冒险之旅，其困难程度不亚于《三国演义》中关羽的经历。

刘表初到荆州时选择宜城作为第一站，而非继续向南直达当时的治所汉寿，其背后的原因颇为深远。

宜城紧邻襄阳，而蒯越与蔡瑁这两位关键人物正是出自襄阳的世家大族。

在刘表成功平定荆州后，他果断将州治迁至襄阳。

是时山东兵起，表亦合兵军襄阳。《三国志 刘表传》

蒯越与蔡瑁不仅是土生土长的荆州人，更是襄阳周边具有强大影响力的豪族领袖。

对于初来乍到、势单力薄的刘表而言，想要真正坐稳荆州刺史这把交椅，仅有朝廷的任命是远远不够的，他还需要获得地方实力派的支持与认同。

因此，刘表明智地选择了与蒯越、蔡瑁结盟，借助他们的家族势力和社会影响力，为自己的统治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蒯越和蔡瑁这两位人物中，蔡瑁与刘表的关联更为紧密。

刘表的妻子正是蔡瑁的姐姐。

蔡家的女子历来嫁得不错，这一点从蔡瑁的上一辈就已经开始了。

例如，蔡瑁的一位姑姑曾嫁给了三公之一的张温，他是被孙坚劝说杀死董卓的关键人物。

此外，蔡瑁还有两位姐姐，一位成了诸葛亮岳父黄承彦的妻子，另一位则嫁给了刘表。

诸葛亮与刘表之间存在着姻亲联系呢。

而且年轻的蔡瑁还与曹操是密友，这也解释了为何曹操在南方征战时，蔡瑁会倾向于支持投降给曹操。

蒯越与刘表的联系，可追溯至何进的府邸。

蒯越也曾踏入何进的大将军府门，与袁绍相似，他曾极力劝说何进铲除宦官。

然而何进未采纳其建议，蒯越见状，无奈之下请命出任汝阳县令。

但从蒯越过往的行为作风推测，他是否早已与刘表有所交往，实在难以明确。

抛开过去的一切，现在刘表手持朝廷正式授予的荆州刺史委任状，为了稳定局势，他必须寻求可靠的盟友。

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两位关键人物，于是“单骑进入宜城”，随后便与蒯越、蔡瑁商议未来的计划。

希望得到在襄阳地区极具影响力的蒯氏和蔡氏两大家族的支持。

同时在场的还有蒯越的兄长蒯良。

刘表抵达后，召集了需要求助的人，并立即提出了自己作为荆州刺史面临的挑战：

“荆州各家族势力强大，各自控制着一方土地，没有任何一个愿意归顺朝廷。如果袁术趁机再次发动攻击，恐怕我作为荆州刺史的日子将不会长久。我曾考虑过征兵，但担心无法招募到足够的兵力。诸位有何良策？”

表曰：“宗贼甚盛，而觽不附，袁术因之，祸今至矣！吾欲征兵，恐不集，其策安出？”《三国志 刘表传》

刘表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困境与想法，随后征询在场众人的意见。

首位响应刘表的是蒯越的哥哥蒯良。

他这样说道：“众人之所以不愿归附，是因为在位者缺乏足够的仁德之心。即便有人归顺了，但局势依旧不稳，那便是因为在位者的义行不足。如果能够施行仁义，那么人们自然会像流水一般涌向你这里，到那时，又怎会担心招募不到足够的兵力呢？”

良曰：“觽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义不足也；苟仁义之道行，百姓归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从而问兴兵与策乎？”《三国志 刘表传》

蒯良显然深受儒家仁义理念的熏陶，他所讲述的正是儒家长期以来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

然而，在当前刘表所面临的困境下，这些理念又能带来何种实际帮助呢？

尽管刘表可能不得不表示赞同，但他的实际难题却依旧没有得到解决。

看着哥哥如此高谈阔论，蒯越感到不耐烦。

当刘表询问他的看法时，他直言不讳地说：

“治理太平之世应先讲仁义，而在乱世中则需重视权谋。兵马的数量并非关键，人心的向背更为重要。袁术虽有勇气却缺乏决断力；占据长沙的苏代、华容的贝羽皆为武人，不足为虑。各地的宗贼头目贪婪且残暴，民众都警惕着他们的恶行。我手下有几位能言善辩之人，只需派遣他们去游说这些宗贼首领并施以利益诱惑，他们必将率领部众前来归顺。届时，我们只需抓住机会消灭那些残忍无道的首领，收编并安抚其部下。这样一来，荆州的军民百姓将因您的恩德而纷纷投奔。拥有足够的兵力和民心后，我们可以南守江陵，北固襄阳，并向荆州八郡发布檄文，一举平定荆州。待到袁术等人反应过来急匆匆赶来之时，已无力回天了。”

表顾问越，越曰：“治平者先仁义，治乱者先权谋。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术勇而无断，苏代、贝羽皆武人，不足虑。宗贼帅多贪暴，为下所患。越有所素养者，使示之以利，必以觽来。君诛其无道，抚而用之。一州之人，有乐存之心，闻君盛德，必襁负而至矣。兵集觽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术等虽至，无能为也。“《三国志 刘表传》

蒯越首先对哥哥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指出在这种混乱局势中，谈论仁义并非当务之急，而是应当以权谋为先。

随后，他深入剖析了当前形势，并得出结论：袁术和宗贼均不足为患。

他向刘表提出了具体且可行的建议。

面对蒯良与蒯越这两位风格迥异的谋士，或许人们更倾向于听取蒯越的意见，毕竟空洞的理论无济于事，唯有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才是关键所在。

刘表内心深处或许更倾向于弟弟蒯越的才华，但他并未偏颇，对两兄弟都给予了赞誉。

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论也。异度之计，臼犯之谋也。“《三国志 刘表传》

刘表借用春秋时期的历史典故，将劝阻晋文公避免“涸泽而渔”策略的雍季来比拟蒯良的睿智，

同时以同一故事中晋文公的智囊狐偃（即臼犯）来赞赏蒯越的谋略。

尽管从字面上看，刘表对蒯良的评价似乎更高一筹，但实际上，如同晋文公采纳狐偃的建议一般，刘表也是依循着蒯越的策略行事。

那么，按照蒯越的计谋，刘表是否真能平息荆州这片混乱之地呢？

于是，依照蒯越的策划，刘表派遣蒯越去招纳各地割据的宗贼。

蒯越一行动即大获成功，共有五十五路宗贼响应投靠。

后汉书记载刘表传为十五个，而三国志中裴松之引述的司马彪战略记载是五十五个，资治通鉴采用了裴松之所述的五十五个数字。

当这五十五路宗贼抵达时，刘表依循蒯越的计划，将他们的头领全部斩杀，随后顺势整合了这些宗贼的部下。

遂使越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袭取其觽，或即授部曲。《三国志 刘表传》

就这样，原本孤军奋战、无兵无援的刘表，立刻变得兵力强盛，势不可挡。

为什么这些割据一方的宗贼一听召唤就会前来？

而且一下子来了这么多？

蒯越抓住了五十五路宗贼的什么心理，让这些都有一定实力的人，如此轻而易举来受死？

四周战乱，不安全。

蒯越很好的利用了刘表此时手上唯一有的一张牌——朝廷任命的荆州刺史。

宗贼们抓住时机，各自割据一方，但他们都知道，这样的割据局面难以持久，朝廷迟早会出兵平定这些叛乱。

对宗贼来说，最佳出路是利用手中的势力与朝廷招抚官员进行谈判以寻求和解。

宗贼的数量众多，就说明了每个宗贼的势力和地盘并不庞大，他们随时面临着被其他宗贼吞并的风险。

此时出现了一位由朝廷正式任命的官员，且背后有襄阳两大家族的支持，这成为了宗贼们的希望所在。

于是他们前来投靠，未曾想到却正中了早已设下的圈套。

在刘表平定荆州这一关键行动中，可以看出东汉中央朝廷对底层百姓和普通宗族的影响仍然非常深远。

刘表及其谋士蒯越很好地利用了这种影响力，迅速而轻松地将原本混乱不堪的荆州局势稳定下来。

根据蒯越与刘表的对话，被提及的长沙郡守苏代和华容县长贝羽极有可能是那五十五名被杀者之一。

唯江夏贼张虎、陈生拥觽据襄阳，表乃使越与庞季单骑往说降之，江南遂悉平。《三国志 刘表传》

随后，刘表指派蒯越和另一位谋士庞季单独前往襄阳城，并成功地说服江夏宗贼张虎和陈生这两人投降。

毕竟此时的刘表，既有朝廷的任命，又收纳了五十五位宗贼的部下。

在蒯越的协助下，刘表现在不仅拥有了强大的军力，还迅速完成了平定荆州这一艰巨任务。

这对于孤身一人的他来说原本是难以想象的。

江南悉平。诸守令闻表威名，多解印绶去。《后汉书》。

这里所说的诸守，大部分应该是趁乱自己任命自己的，如今在刘表的威名之下，全部缴械投降，或逃跑。

刘表一战而声名鹊起，自此独占荆州。

平定荆州之后，刘表做出了一项出人意料的决策，将治所从汉寿迁往襄阳。

这一行动背后的逻辑不难推测。

襄阳的蒯、蔡两大家族是刘表真正的支柱，要稳固地掌握荆州，必须依靠这两个家族的支持。

因此，将治所迁移至襄阳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可史书上并没说，他是不是请示朝廷了。

在东汉末年那一团乱麻的局势中，谁又会去在意这是否是荆州刺史刘表职权范围内的事呢？

刘表平定荆州后，采取“理兵襄阳，以观时变”的策略。

此时的刘表对于董卓控制的中央朝廷而言，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实在难以判定。

如今，那些被外放的官员，对东汉朝廷来说，就如同“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

一旦外放出去，朝廷便很难再对其进行管控。

到最后，这些官员是选择帮助朝廷，还是站到讨伐自己的诸侯一方，都很难判断。

而刘表也是如此，他对东汉朝廷毫无感激之情，对董卓更是如此。

在这一片混乱的局面下，州郡大员们都在审时度势、静观时变。

那么，刘表需要审度的时局究竟如何呢？

以袁绍为首的四路大军在关东汇聚，意图讨伐董卓。

其中，袁绍与王匡驻扎于河内，张邈、刘岱、桥瑁和袁遗则在酸枣集结，袁术占据南阳，孔伷屯兵颍川。

然而，面对驻守洛阳的董卓及其西北羌军的威胁，这四路大军却无一支敢于向前推进，显露出对董卓军队的畏惧。

正如尚书郑泰所言，这些自称起义的领导者中，没有一人具备领导军队、指挥作战的能力。

在聚集于酸枣的大军中，曹操再也无法忍受，愤愤不平地对张邈、刘岱、桥瑁、袁遗等人说道：

“我们集结了义军，意图讨伐董卓这个恶徒。如今军队已经集结完毕，大家为何还犹豫不决呢？如果董卓以朝廷的名义，固守洛阳，然后以帝王之姿东征我们；即使他失去了民心，但以朝廷的名义来看，这对我们来说仍是一大挑战。然而现在董卓自取灭亡，焚烧皇宫，废弃京都，劫掠天子和百姓，天下为之震惊。现在全天下的人都不知道应该信服哪个朝廷。这难道不是天意要灭董卓的时候吗？我们只需要一战，就可以平定天下。各位还在犹豫什么？”

如此一番言论可谓振聋发聩，而且分析得头头是道，与当时的形势高度吻合。

如今讨伐董卓的诸侯们可能从未想过，他们会遇到如此有利的局面。

董卓竟焚烧了京城洛阳，使天下人瞬间失去了方向，这正是一局定乾坤的最佳时机。

然而这些诸侯们在犹豫什么呢？说这些话的人又是谁呢？

这些诸侯们确实众多，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但是，人多并不一定总是优势所在。

在战争中虽然人数多是好事，但如果人心不齐、缺乏有效组织和训练，人多反而会成为累赘。

尽管参与讨伐董卓的州牧、刺史、郡守数量众多，但彼此之间并无直接的上下级关系，无人能指挥他人行动。

没有统一的领导自然导致所有人都持观望态度，没有人愿意冒险出战。

目前领头的诸侯更希望看到有人先站出来与董卓对抗，待双方实力相当时再加入战局以获取最大利益。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打算的话，那么最终比拼的将是耐心。

当前讨伐董卓的诸侯们正是处于这样一个僵持不下的局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