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的身影，却曾经是欧洲的“心脏”
在欧洲历史上，神圣罗马帝国的地位极为重要、特殊，而又有些尴尬。从19世纪以来对欧洲历史的阐释中，民族国家的视角一直占据着难以撼动的主导地位。
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一个重要特点便是现代民族主义在史料编纂和历史书写领域的崛起。在这部《欧洲之心：神圣罗马帝国800—1806》（以下简称《欧洲之心》）中，牛津大学战争史教授彼得·威尔逊却提醒我们，避免将通往现代性之路作为历史发展的统一性标准，他尝试通过理念、归属、治理和社会这四大主题来探究这个古老帝国的运作，以探讨帝国框架内各个政治体是如何以各自的方式取得成功或遭遇失败的。
平心而论，神圣罗马帝国研究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历史实在过于复杂。帝国广阔的疆域、漫长的存续时间以及纷繁复杂的权力结构，都使书写一部神圣罗马帝国整体历史的努力格外艰难。
“罗马”遗产与“神圣”源流
“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号究竟在何时出现，学界长期以来都无法定谳，查理曼时期仅有“罗马帝国”的名号，大致到腓特烈·巴巴罗萨时期，“神圣帝国”于1157年首次在文献中出现，并到13世纪才有更多文献显示完整的“神圣罗马帝国”字样的广泛使用。
这个帝国并非出于单一的构建，而是在法兰克王国、拜占庭帝国、从教宗到主教的天主教会各级各类组织的长期复杂博弈中形成的。“帝国转移”的理念始终是中世纪帝权的合法性根基，这一理论认为人类历史上会先后出现多个帝国，直到末日审判之时。历史上的罗马帝国与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在帝国理念与统治运作上存在极大差异。罗马帝国作为一个统一帝国的根基在于公民权，凡享有罗马公民权的人，无论民族、出身和文化背景，都因公民权而与罗马皇帝之间存在着关系，特别是法律上的保护与审判权。相形之下，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反而更类似于古代东方，以“众王之王”的身份进行统治。
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这个称谓最早出现在1474年，并在1512年后得到了广泛使用。德意志国王和皇帝头衔越发合二为一了，并且不再需要教宗的认可，只需要科隆大主教所主持的加冕仪式就可以了。随后而来的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打破了天主教与帝国的结合，而此后广为流传的“教随国定”，则使原先帝国与教会的联合以另一种领地君主国和教派联合的形态延续着。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德意志历史上从未出现与法国“高卢民族教会”传统相类似的“日耳曼教会”。一直到1803年，帝国在处理与天主教会关系时都仍沿用1122年的《沃尔姆斯宗教协定》以及1448年的《维也纳协定》。但随着“德意志民族”的帝国建立，形态各异的“德意志教会”也逐渐成形。甚至一直到17世纪中叶，德意志新教徒还在通过将中世纪皇帝理想化来支撑自己的主张，因为在德意志新教徒身份认同中，他们虽然反对罗马的天主教教宗，却无法抛弃极具权威象征性的神圣罗马帝国。
“零散”帝国的选举与治理
王权的领土可以分为国王之地、近王之地、王之属地与远王之地，这四类土地与皇帝在政治上亲疏有别，但彼此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上下级之分。神圣罗马帝国的结构不是皇帝处于顶端的金字塔形式，更没有一个从上到下统一部署、统一指挥的命令链条，而本质上更像是一个理想化的拱顶，覆盖了若干彼此关系复杂且不平等的诸多部分。
在中世纪欧洲，人们普遍认为选举比世袭的制度更为优越，通过选举可以更清晰地呈现天主对人间君王的选择和旨意。但是，选举所产生的国王也并非一定会受到所有诸侯的拥戴，一些诸侯在选举结果确定后拒绝接受新皇帝，更不执行表达效忠的臣服礼。在神圣罗马帝国最初的几个世纪中，这是造成内战的重要原因。对皇帝的臣服礼是双方“契约关系”的达成仪式：封臣承认新君主并宣誓效忠，与此相对，君主也要承诺保护自己的封臣，并尊重他们应享的自由权。如果封臣未能履约，皇帝有权征讨；若皇帝未能遵守承诺，封臣也可采取反抗措施。
分散的领土和权力是否就一定意味着落后？威尔逊的答案是否定的。从历史发展来看，在神圣罗马帝国疆域内，最具有经济活力的区域恰恰是弗兰德斯、布拉班特和莱茵兰等政治上最为分散的地区。而且随着领地空间划分越发明确，也能使其更深地嵌入到共同的法律与政治框架之中。
欧洲国家是国王推动的集权过程的产物这一解释，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发展史上并不适用，与法国这种典型的君主国家相比，由于有了帝国选举和代表权，反而使得这个帝国更具弹性。
代表参与的方式不仅没有弱化帝国的权威，反而更增加了人们对于帝国的认同，因为这些讨论和决议通过书面记录甚至以印刷材料的形式获得了更多的受众。与之相对，在中世纪的王室会议中，则主要是私下进行协商，之后再举行只有少数特权者参与的仪式化活动，作为公之于众的方式。
远距离交流也促进了印刷业的发展，而印刷术又反过来在政治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但随之兴起的便是试图建立的审查制度。先是罗马教宗在1487年要求所有印刷品在售卖前都需要经过大主教审核批准，但马克西米连皇帝随即声明，审查权是归属于帝国的特权。举世闻名的法兰克福书展也渊源自1569年在当地设立的帝国图书委员会。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这些审查制度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尺度，许多我们熟知的重要作家比如歌德、席勒等人都曾使用笔名来躲避审查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恰恰是由于帝国权力的分散才有利于相对自由的思想言论表达，反而在帝国解体后，合并之后的邦国重新恢复了检查制度，监管也更为便利和严苛。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第一篇政论文章就曾讽刺说：“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
绵延的历史时间与多重视角
这并不是一部只关注神圣罗马帝国的通史，而是对欧洲大陆核心区域从罗马帝国衰亡以来历史的全盘概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神圣罗马帝国被视为“欧洲的心脏”。作者常常就一个主题，在一个核心的时间段内进行较为详尽的历史叙事，以帮助读者理解作者所构建的历史发展脉络和框架。
威尔逊认为帝国本身并不存在我们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线性发展，因此就不能单纯按照时间发展的脉络来叙述。比如在第一章中，作者主要聚焦于罗马帝国晚期的政教关系，并将这种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一直延伸到了16世纪。在第二章中，作者又回过头来，从天主教教区的建立与查理曼帝国的扩张、奥托帝国的重建与转化入手，从天主教教区体系与神圣罗马帝国统治秩序的运作一直延伸到“威斯特伐里亚体系”和19世纪初帝国教会解体。在以“主权”为关键词的第三章中，作者更是花费大量篇幅描绘了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等潜在对手的历史发展，以及多个帝国在竞争中的合作关系。更为有趣的是，奥斯曼帝国主动采用了拜占庭帝国的传统，穆罕默德二世甚至自认亚历山大大帝和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帝权转移”和“双帝并立”以一种诡异的形式再度出现。
威尔逊观察到，中世纪时期那种“双帝并立”的局面是通过双方的消失而最终解决的，拜占庭衰落的时候也正是西方帝国软弱之时，且在西方教会大分裂之后，皇帝的头衔变成世俗君王中之最高者，却不再是与普世信仰相连的独一头衔。普世性主张的衰落为民族主义的崛起提供了空间，而教会与帝国则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参见[瑞士]卡斯帕·赫希：《欧洲民族主义的起源：从古罗马到现代早期德意志的另一种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甚至一直到16世纪，来自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皇帝查理五世，一方面统治着深深植根于中世纪欧洲历史传统的神圣罗马帝国，另一方面还统治着正在另一个半球上不断扩张的西班牙殖民帝国，仿佛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在未来数个世纪中欧洲的全球主导地位，也体现了帝国自身的灵活性与创造力。
有论者认为，这部可供参考的百科全书式作品，怕是除了学者同行外，几乎没有人将之全部读完。即便作者的文笔极为清晰，且学识也十分渊博，但对于缺乏相关历史背景的读者来说，这么庞大的主题的确过于复杂。也有人质疑威尔逊对于帝国的描绘过于正面，但更重要的是，威尔逊认为，我们从帝国的历史演进中可以看到，政治的合法性不仅仅源于选举，也可以源于由辩论而产生的共识，当然，他自然不会认为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是解决今日问题的良药。这部书初版于2016年，而在那几年里，英国正陷于苏格兰独立和脱欧公投等种种危机中。
威尔逊的《欧洲之心》以其庞大的叙事体系和强悍的史料把握能力，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取代数十年前由商务印书馆引进翻译的赫伯特·格隆德曼等人所著的《德意志史》第一卷、第二卷。过去二十多年中，中国学界关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朱孝远、侯树栋、邢来顺、王亚平、钱金飞等学者的研究，为我们理解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脉络及其影响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参考。近年来，关于神圣罗马帝国和广义德国历史的研究愈发受到读者的关注（[德]赫尔弗里德·明克勒：《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商务印书馆，2017年；陆大鹏：《德意志贵族：一个群体的生活、历史与命运》，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等作品，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与过去熟知的英法等国迥异的历史发展模式。虽然神圣罗马帝国在1806年停止了存在，它巨大而模糊的身影却始终映射在欧罗巴的土地和想象之中。（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
《欧洲之心：神圣罗马帝国800—1806》
[英]彼得·威尔逊 著
王顺君 译
中信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