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人们对于信息的获取方式和传递渠道的探索从未停止，国家的运转离不开信息交流和传递，民众对于信息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在唐代，榜文、檄文、布告、露布、诗歌、题壁、告示等，都是信息载体，都可以记载和传递信息。

其中布告、榜文等是朝廷用于颁布政令或重大事件，是民众知晓及获取朝廷政事的主要信息载体，而诗歌、题壁、厅壁等是文人墨客之间用互相交流、抒发情感的方式。这些信息方式记录的内容大多是有关朝廷的政令，亦或者是文人墨客之间的交流，信息内容广泛且传递多以朝廷为中心。

一、榜文

进奏院状于大历十二年产生，一直沿用至五代，它是地方藩镇获取朝廷信息重要且有效的方式，对各地方藩镇而言，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进奏院状还可以为朝廷下传诏令，是沟通中央和地方的重要方式，成为唐代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之间信息传递的方式。而以进奏院状为载体的信息传递方式也被后世所采用，影响颇为深远。

唐代信息载体非常之多，具有代表性的信息传递载体为榜文和露布。榜即牓,是一种木片，后来人们将一些文字写在上面，可记录信息。榜文即写在榜上的告示，后来发展成为是官府用来向民众传达政令的一种载体，它传递的对象是全体社会人员，百姓依靠榜文来获取朝廷信息，是一种由上及下的信息方式，属下行文。

魏晋南北朝时，榜文作为官方公开传送信息的载体，开始盛行。榜文传递信息多样化。例如，科举取士后，朝廷经核实查验，会使用榜来将入选之人告知参与的人员及全国民众。

以及代宗朝，朝廷规定除皇室外，私人不能收藏天文方面的书籍，下令藏书者送官焚毁。朝廷将此政令就张贴榜文，广而告之。除了传递朝廷政令，榜还可以传递其他信息。榜文使用对象不局限于官府，朝廷官员也可以使用。

例，官员王世充，立三榜于府门之外，“一求文才学识堪济世务者，一求武艺绝人摧锋陷阵者，一求能理冤枉拥抑不申者”。用榜文求取能人志士为其效力，达到宣传的目的。奸险之人也可以利用榜文，“多造无名文状，或张悬文榜，或撰造童谣”。榜文传递对象广泛且传递次数频繁，但榜文的主体还是以官府为主，朝廷、州、县使用榜文来下传中央政令，即“榜示省门，晓告中外”。

二、露布

露布即“捷书之别名”，它是用来传递军事情报的方式，汉朝时已经有露布之名称。经汉朝的大力发展，在隋唐时期露布已形成明文规定的礼仪制度。露布需兵部奏闻，文武官员聚集一起，按位置站好后奏拜，并配有舞蹈，官员再拜，兵部尚书呈上后，方可阅览。

露布可传递信息，它属于上行文，是由下面官员或者露布书写者将军事信息上传给朝廷。露布主要用来传递在战场中获胜的信息即捷报。露布传递的对象众多，百姓、士兵、官员、皇帝都可通过其获取军事信息。

露布随着发展，弊端也开始显现，流于形式，文章感情色彩浓厚，内容属于次要，本木倒置。而且有些负责露布的书写者，为了尽快传递捷报，扩大影响，使皇帝开心，在书写露布时，不再以纪实、写实为首要标准，在文中使用大量笔墨描写皇恩浩荡，有夸张之意。

此外，因露布早已产生，有明文规定的制度且书写已成定式，在唐代众多露布中都有所体现，而且内容动辄千字，已不能及时传递军事信息，且传递内容单一。因而露布的功效有所减弱，逐渐背离其最初产生之意。

三、进奏院状

进奏院状传递的信息内容是丰富多样，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天文等内容。进奏院状传递有价值的信息。一方面依靠多样的搜集手段和传递渠道，另一方面也受管理机构和搜集人员的影响，有效地管理及多样的职能，不仅有利于信息搜集，也更能丰富信息来源。进奏院状是在唐中期出现的一种用于传递信息的方式。

唐朝，“状”早已出现，属于文书，朝廷对由下而上的文书有明文规定，即“凡下之所以上达，其制亦有六，曰表、状、笺、启、辞、牒。其近臣亦为状”。其中，“状”属于六种之一。

进奏院状从名称上是属于文书的一种，但其从属的机构，传递的内容和对象又与官方文书有些许不同。它是为地方节度使传递信息的一种方式及信息载体，其中还可以传递情报，应是一种特殊的文书，不属于官方文书范畴。

此外，虽进奏院状具有传递性，能传递信息，但因其传递受众少且部分内容具有私密性，无法广泛传播。而且宋代的邸报并不是完全延续进奏院状，只在作用方面有所类似，其性质早已发生变化，所以进奏院状并不完全具有报纸的特性，因而不是报纸的缘起。

其内容大量涉及朝政并且以地方节度使为传递对象，它不等同于官员上书朝廷的文书，也不是朝廷规定的用于传递的六种文书形式之一。所以进奏院状虽称为“状”，但并不属于官方文书，只是在名称上借靠朝廷，以便躲避朝廷管辖。

进奏院状随进奏院的设立而出现，“进奏院是地方藩镇于大历十二年在京城设置的办事处，给本道官员提供住宿，以及为节度使处理事务，类似于驻京办”。进奏院是在明面上是地方在京城的办事机构，实际上是其监视朝廷、收集信息的机构。

地方节度使收到状报后，通过状报所记录的内容来随时掌握朝廷的动态，以便做出正确的分析与判断，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进奏院状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文书及载体，在唐中晚期发挥着重要作用。

唐代继承完善秦汉时期的信息传递方式，其中一些以文字为介质，有一些是以人为媒介的传递方式。管理者对信息的重视程度。信息本身对于王朝和地方的治理是非常之重，掌握丰富多样的信息就能够在双方关系中占有优势。

对于朝廷来说，唐前期的皇帝和大臣，非常重视对敌方的情报搜集和获取，唐太宗李世民为获得敌军的情报，经常亲自去往敌区侦查敌军。在与突厥的战争中，李世民也巧妙利用突厥内部的矛盾，采用离间之计，从内部分裂了突厥。

正是由于提前探测到对方相关的情报信息，才能更好的使用离间之计，使唐廷在双方战争中占有主动地位，快速的赢得战争。而唐中晚期，君臣对国政有所懈怠，对信息的收集和重视明显不够甚至缺乏，朝廷对于边境以及军队也疏于管理，不能够积极主动地去搜查敌方情报及地方的信息，导致无法及时的掌握情况，更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叛乱。对于地方来说，收集和获取朝廷信息，便于对地方治理。

地方官员虽受辖于朝廷，但他们也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朝廷的信息及政令，反而会积极主动地探听朝廷的信息，提前掌握情况，以便更好的治理地方。因地方藩镇的势力扩大，对于朝廷的信息更为重视，全面掌握朝廷信息有利于本镇发展，维护自身利益，也是其安身立命的重要因素。进奏院状的信息传递基于完备的邮驿体系。

唐朝经过不断发展，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有着较为完善的信息交通网，畅通无阻的信息传递对于国家及地方的治理至关重要。唐朝不仅沿袭了先朝的邮驿制度，并进一步完善，进入了繁荣期，在鼎盛时期，全国驿站水陆相兼。除驿站外，驿道更是遍布全国，分为干道和支道，干道主要以长安、洛阳、成都等大城市为中心，连接几条干线及数不清的支线，这些共同构成全国范围内的陆路驿道。

此外，除陆路外，还有水驿、海驿等，而南方地区驿道多为水陆相兼。驿站和驿道构成邮驿体系，整个体系以长安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形成四通八达的邮驿网，全国上下的文书、货物、信息等都可进行传递、运输、交流，邮驿成为传递信息、链接城市的重要渠道。为了更能充分地利用邮驿，朝廷根据文书的重要性将驿站分为七个等级，并依此来确定马匹和车船的数量，有“专人专马、交驿、步驿”等多种方式。

朝廷对不同程度的文书和信息也有着不同的等级安排，是为了以更加合理的人力和物力来保证邮驿体系得以充分使用，这反映出唐代邮驿管理制度的完备，也为邮传最大限度发挥传递功能提供有力保障。

完备的传递渠道更便于信息交流、政令传达，上下贯通，保证唐朝交通的畅通与繁荣，因邮驿的灵活性和便利性，得到唐廷的高度重视，其更是成为传递信息的重要渠道。地方藩镇也可以通过邮驿来获取朝廷的信息，完备的邮驿渠道更便于进奏院状的传递，节度使可利用相关信息提前掌握朝廷动态，做好相应的准备和应对的措施，使自己在双方关系中处于有利的位置。

进奏院状因其书写简便、编撰及审查流程简易，这促使进奏院状的传递及时、高效且频繁。进奏院状是信息传递载体，是地方获取信息传递的一种方式，在唐代发挥重要作用。并且进奏院状作为信息传递载体，具有承上启下之意，对古代地方的信息获取及传递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丰富了古代信息传递，给后世提供了一种新的信息传递载体及方式。

总结

多种原因结合下，促使地方节度使积极主动地探寻更直接更便利的方式来获取信息。因此，节度使专门在京城设置了用来搜集信息的机构进奏院，并独创了一种新型的信息传递方式即进奏院状，用来给本镇传递来自朝廷的重要信息。藩镇通过进奏院状获得更多朝廷相关的信息，有些甚至是秘密情报，来达成目的维护利益，保障自身势力范围。